作者：楊雪冬《光明日報》（ 2020年05月07日02版）

　　風險的全球化是全球化進程的內在組成部分，全球化就是在不斷應對各種風險的過程中曲折前進的。新世紀以來，隨著全球互聯互通的發展，風險全球化出現的頻率和強度也在提升。在過去20年中，每隔幾年，就會出現一次標志性的全球風險，2001年的“9·11”恐怖主義攻擊、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機，以及今年暴發的全球新冠肺炎疫情，波及范圍大，應對復雜，并且與世界格局的轉變、主要國家的國內治理轉型交織在一起，深刻影響著全球化的進程和方向，凸顯了“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時代特點。

　　當前，新冠肺炎疫情危機還在發展過程中，產生的影響需進一步觀察分析。但是，與之前暴發的全球性風險相比，這場危機涉及的人群范圍更廣，防控的不確定性更高。就影響范圍來說，強擴散、高致命性的病毒，直接威脅到每個人的生命健康。就不確定而言，盡管各國醫療人員努力救治，科技人員共同攻關，但是目前還沒有充分確認這種病毒的產生原因、傳播渠道、變異方式、影響后果，也沒有形成最終的治療方案，培育出普遍接種的疫苗。這是各國應對危機過程中普遍出現過慌亂無措、應對失措現象的根本原因。

　　對于那些長期習慣以塑造外部敵人來凝聚國內多元社會共識的國家來說，很難圍繞疫情本身達到這個目的。盡管世界衛生組織就防控新冠肺炎疫情提出了明確而具體的要求，但各國依然有各自的應對做法和政策節奏。一旦疫情擴散超出本國政府的控制能力，個別國家的政客就會借機將危機起源“人格化”，把自身的失責歸因為外國的“卸責”，以轉移國內應對危機不力的矛盾焦點。民粹主義、種族主義等在內的各種陰謀論的出現，則是危機來源“人格化”的社會反應。

　　這場危機生動展現了“全球化是一把雙刃劍”的鋒利之處。當鋒利的劍刃揮向既有的利益、制度、觀念等各種藩籬的時候，各種要素就更快速便利地流動起來，人類更加緊密地聯系在一起，激發出“世界是平的”憧憬；而當劍刃朝向人類自身的時候，也會為風險在全球的擴散提供加速器和放大器，使國家、階級、種族、社區等各種安全防護單位在應對風險的過程顯露出各自的作用和相互差距，提醒人們“世界是有裂痕的”。

　　盡管這場危機將會引發一些領域出現結構性重組，為民族國家強化自身的地位和擴張干預范圍提供有力的理由，進而延長新世紀以來出現的全球化平臺期。隨著全球疫情的逐步緩解，特別是世界力量格局的進一步調整，世界主要大國國內治理的變革，全球化必然會通過轉化動力，調整方向，充實內容，躍升出這個平臺期，進入新的發展階段。在這個爬坡躍升的過程中，有四個值得關注的動向。

　　一是全球化的動力源將更加多元均衡。非西方力量，包括民族國家、資本、社會組織等將更加積極主動，更全面地參與到全球化進程中，發揮更大的推動和塑造作用。它們將把自己關于全球化的愿景投射到全球化發展進程中，加快淡化歷史積淀而成的“西方中心”“美國中心”傾向，推動各個領域的全球化進程以及相應的治理機制構建繼續延續深刻變革的旋律。

　　二是全球化進程更為復雜。經濟全球化將更加受到政治、社會、文化等力量的規約和塑造。全球化的資本利用價值鏈重組了全球地理空間后，將面臨如何與依然堅固并且更加主動的民族國家和解，以確定新的生產場地和生產形態的問題，經濟全球化會繼續以更為多樣、可接受的本土化、區域化方式展開。

　　三是安全將在全球治理各主體的議程上占據重要地位。一方面，安全將強化民族國家作為安全防護基本單位和核心主體的地位，誘發各國政府擴大安全的界定范圍，做出相應的法律制度政策等調整，使國家之間的安全關系更為敏感。另一方面，令人略感欣慰的是，這場危機也提醒每一個治理主體，在全球風險下，沒有一個國家單單依靠自身的力量獨善其身，成為“封閉的安全島”，現有的國際機制在應對全球風險時既能力不足也不完善。

　　四是國家治理能力將充實新內容。在應對全球風險時，如何平衡國內資源與國際合作意愿，成為衡量主要大國治理能力的重要標準，直接影響著合法性的漲落。應對全球風險的過程，也是國內治理與全球治理互動、互強甚至互弱的過程。只顧及本國利益，推卸應該承擔的全球治理責任的大國，必然會喪失國際道義優勢，進而惡化國內治理改善的外部環境；而不能通過參與國際合作改善國內治理狀況，也會在參與國際合作中消耗國內的合法性資源，進而侵蝕其國際聲譽。隨著世界格局調整，新老大國在面對全球風險應對這場新比賽時，處于同一條起跑線上，一個國家平衡內外治理的能力越強，就可能跑得更遠些，更能通過有效推動全球風險的應對來鞏固和提升自己的地位。

　　（作者：楊雪冬，系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