責任編輯：李士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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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林毅《光明日報》（ 2021年01月06日02版）
【光明論壇】
脫貧攻堅決戰的偉大勝利，書寫出人類減貧史上的光彩一頁，也開啟了中國之治新的篇章。作為我們黨領導人民銳意求治征程中的標志性成果，脫貧攻堅勝利的意義與影響，不僅在于助力經濟發展、社會進步，更廣泛外溢于現代化各領域當中，其政治影響所及，為推動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彰顯中國之治的比較優勢奠定了堅實基礎。
正如毛澤東所言，“一切政治的關鍵在民眾”，而以人民為中心的政治立場，又必須通過治理現代化的實踐不斷推進得以展現。正是基于這一邏輯，脫貧攻堅不僅在發展的意義上為鄉村振興夯基壘土，而且在治理能力現代化的意義上對“為什么只有中國能”與“中國如何會更好”進行了回答。
首先，脫貧攻堅的勝利，成功創造了鄉村社會建設新的可能性。無論是作為改革社會的風險“蓄水池”，抑或是作為產業升級與城鎮化的前提，培育鄉村社會發展，都是現代化系統工程的題中應有之義。但如果不能有效根治貧困，我們便無法成功遏制鄉村社會空心化的趨勢，鄉村社會的實體將成為無源之水，其功能發揮自然也無從談起。因此，脫貧攻堅的戰略意義之一，便在于以解經濟發展之題，為政治建設掃清障礙、創造前提。同時，社會建設本質上在于支持人的發展，而中國所踐行的“五個一批”脫貧措施所強調的“扶貧扶志”“扶貧扶智”等理念，無不是在提升顯性福利的基礎上，為貧困群體創造更為公平的發展機會，這正是應對中國社會主要矛盾轉化現實的要旨所在。
其次，脫貧攻堅的過程也是一個消解治理矛盾、應對治理挑戰的過程。治理能力現代化具有高度的問題導向性，我們需要依靠脫貧攻堅中形成的守望相助等精神，夯實社會穩定的政治文化之基；也需要在扶貧實踐中正確處理引導群眾、幫助群眾、依靠群眾的關系，找到“利在千秋”與“人心悅服”間的平衡點，將群眾的政策認同升華為政治認同；還需要保持基層組織和群眾在配置資源、解決矛盾等方面的勝任力，賦予基層治理主體與基層治理機制應對各種挑戰的調適韌性。
再次，脫貧攻堅的外溢效應，還反映在同步提升國家能力、政黨能力與黨的建設水平方面。中國語境中的執政黨建設，從來都不限于組織內循環的層面，而要依托于興國利民的實踐才能得以推動。只有在堅持治黨邏輯與治國邏輯相統一的中國共產黨這里，一切有礙于治理現代化的因素，才不會被輕率視為不可避免的治理成本，而被當作有待解決、必須解決的問題。事實上，脫貧攻堅由黨和人民的意志轉化為國家戰略，再落實為基層政策，本身就是中國之治優勢的體現，是使命型政黨優勢的體現。加強黨的領導，鞏固黨在基層社會的執政根基，還必然要求突破科層制的因循慣性，理順黨政、黨群、政企、政社等一系列關系，從源頭上克服行政體制、政策過程中的官僚主義、形式主義問題，這個效果同樣在脫貧攻堅中有明顯呈現。
最后，脫貧攻堅中的治理探索，極大豐富和發展了本土治理理論與實踐體系。中國脫貧攻堅工程的規模之大、時間之長、涉及人口之多、工作難度之高，都是人類歷史上空前的，這也意味著，這一探索必將為本土治理理論與實踐體系的發展提供空前豐富的經驗支持。比如，脫貧攻堅責任的制度化，就對規制落實政府責任，引導行政體制改革具有重要借鑒意義；應對鄉村社會治理中城鄉治理共性問題的經驗，同樣可以反哺于改善城市治理的相關實踐。
相應地，脫貧攻堅所創造的“中國奇跡”，也將引導我們反思事事求證于西方的思維，檢討后者所設定的國家與社會兩分對立等教條，增強“四個自信”，有意識地發掘中國之治中保障有效政府與活力社會、健康市場發展并行不悖、彼此促進的制度優勢，提煉出適配中國實踐的中國理論。在此基礎上，續寫“后扶貧時代”的中國故事，更意味著全面喚醒中國理論界的致用自覺，實現本土學術繁榮與致用有效的高度統一，進而推動中國理論在回答中國問題、服務全球治理之路上走得更遠。
（作者：林毅，系清華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