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作出的發展數字經濟、推進數字產業化和產業數字化的部署，直接對標創新發展和高質量發展的要求。與此同時，我國已經進入新發展階段，經濟社會發展的根本要求是促進全體人民共同富裕，因此，發展數字經濟也要以人民為中心，體現共享發展的理念。從新發展理念出發，數字經濟發展的一個重要維度，即人文視角，應該成為相關領域研究以及決策的一個重要出發點和著眼點，以推進數字經濟健康發展，同時使這個大趨勢的成果得到充分的分享。

　　數字經濟發展要秉持新發展理念

　　迄今為止人類社會出現過的科技革命，都或遲或早地引起了以相關突破性技術應用為特點的產業革命，相應地，科技革命便賦予產業發展以嶄新的驅動力。世界經濟論壇主席施瓦布教授認為，正在到來的新一輪技術變革必然導致第四次工業革命，其特點是互聯網無處不在地得到運用，移動性大幅提高；傳感器體積越來越小，性能卻越來越強大，成本日益低廉；人工智能和機器學習方興未艾。也就是說，數字經濟將是新科技革命導致產業革命的必然結果和主要體現。

　　無論是從這種革命性變化本身著眼，還是從“十四五”乃至更長時期貫徹落實中央部署出發，經濟學和其他相關學科都應該加強從數字經濟的人文視角進行研究。技術進步的包容性或者說技術進步如何讓全體人民共享的問題，在理論研究中進行過曠日持久的討論，但是，關鍵性的問題迄今尚未在主流經濟學圈中得到完美的回答。

　　在一些科技領先的西方發達國家，這方面占主導地位的經濟學理念是所謂“涓流經濟學”，認為雖然科技進步的成果為創新企業家率先獲得，但是終究會以一種滴流的方式惠及普通勞動者和家庭。但是，不僅歷史上技術成果分享的問題從未得到良好解決，例如，工業革命初期機器的使用對就業的沖擊，導致了“盧德運動”的興起并將相關思潮流傳至今，而且事實上過去幾十年的技術發展在很多國家造成了勞動力市場兩極化、收入差距擴大和中產階級萎縮的后果。

　　更有甚者，在美國等位居科技前沿的國家中，技術進步助長了民粹主義的經濟社會政策，這種政策傾向和民族主義思潮進而演變為國際關系中的單邊主義、貿易保護主義泛濫及至去全球化趨勢。這樣的結果最終也會反過頭來影響國內政策，政府的政策被超大規模技術企業和跨國公司所俘獲，阻礙了創新潛力的發揮和科技的健康發展，也擾亂了國際經貿秩序。

　　中國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使最廣大的人民群眾分享到科技進步和生產率提高的成果。作為新發展理念之一的共享發展理念本身，也摒棄了“涓流經濟學”的虛幻假設。然而，技術創新還在進行，改革也不能停止。正如歷史上所有的顛覆性技術革命一樣，數字經濟的發展自身不能解決廣泛分享的問題，不可避免會產生諸如阻礙創新、排斥分享和擴大差距等一系列問題，必須通過相應的制度創新予以解決。

　　數字經濟的分享性并非自然而然

　　面對數字經濟發展中諸多具有挑戰性的問題，我們需要從理論上給予令人信服的解答，在政策上作出必要的安排，在機制上作出頂層設計，同時加強相關制度的創新和建設。以下幾個方面的問題，對中國數字經濟發展具有直接的針對性，亟待從理論研究和政策制定的角度予以關注。

　　第一，數字經濟必然加快自動化技術對人力的替代。從理論上說，在數字產業化和產業數字化的過程中，新的、更高質量的崗位也會被相應創造出來。但是，被技術替代的勞動者與有能力獲得新崗位的勞動者，常常并不是同一批人群。最新的證據顯示，在各國遭遇新冠肺炎疫情沖擊的情況下，為保持社交距離而流行的網上遠距離辦公，再次把勞動者分化成不平等的人群，造成新的勞動力市場兩極化現象�？梢姡�如何把數字經濟創造的就業機會與勞動者的就業能力及技能進行有效匹配，在理論上和實踐中都是不能回避的挑戰。

　　第二，數字經濟自身一如既往地解決不了壟斷的問題。新科技革命的特點使科技公司具有更龐大的體量、更堅厚的進入障礙、更嚴重的信息不對稱等性質，不僅從傳統定義的角度來說都是強化壟斷性的因素，還產生“贏者通吃”的新現象，即出現勝出者更容易遏制乃至扼殺競爭對手，可以更肆無忌憚地濫用消費者數字信息等新問題。因此，從促進競爭和創新以及保護消費者權益等方面的必要性出發，防止和打破壟斷的任務不容掉以輕心。

　　第三，從數字經濟的性質看，這一領域具有造成各種數字鴻溝的自然傾向。例如，由于在研發水平、科技人員稟賦以及投資支持等方面存在差異，大企業與中小微企業之間存在著應用數字技術的機會鴻溝；由于在家庭經濟地位和人口特征方面存在差異，高收入與低收入人群之間、不同年齡段人群之間，也存在著在生產和生活中享受數字技術的能力鴻溝；此外，由于人力資本與技術應用之間存在不匹配，在公共服務機構或企業推進數字化的過程中，還出現了直接操作人員技能與數字化系統之間的不匹配情形。

　　第四，數字經濟發展也造成了勞動者權益保障的難題。數字經濟本身是新科技的應用，既創造出對人力資本有更高要求的高質量就業崗位，也創造出大量適宜采用靈活性就業模式的非熟練勞動崗位，造成勞動力市場非正規化程度的提高。相應地，靈活就業人員參與基本養老保險、基本醫療保險、失業保險、工傷保險等社會保障的程度趨于降低，通過勞動力市場制度保障自身權益的難度也增大，都給數字經濟發展成果的分享帶來新的挑戰。

　　既然數字經濟時代出現的新業態和新就業模式都與相關的技術特點相關聯，這類技術本身是存在著解決這些社會保障和勞動權益問題方案的，關鍵在于要確立以人為中心的技術和產業發展導向。因此，必須真正認識到不存在“涓流效應”這回事，要把解決勞動者保護和成果分享問題的方案內生于數字經濟發展本身。

　　正如鼓勵新科技條件下經營模式和業態的創新一樣，加強監管也是支持數字經濟發展的重要部分�；蛘哒f，越是希望加快數字經濟的健康發展，便越是需要解決好數字經濟發展中可能遭遇的上述及其他各種問題。監管措施越是恰當和及時到位，越有利于避免事后懲戒可能造成的損失。

　　數字經濟時代高版本就業優先政策

　　科學技術的進步和產業結構的升級換代，成果分享的根本途徑在于這些過程應該有利于擴大就業，并且從初次分配領域促進工資增長。雖然從理論上說，新技術應用在“破壞”一部分舊崗位的同時也會創造出新崗位，但是，由于現實中存在的幾個實際問題，即第一，破壞崗位與創造崗位的兩個過程所對應的勞動者群體不同；第二，破壞的崗位在數量上往往少于新創的崗位；第三，轉崗通常有時差和落差，往往會降低就業質量和工資待遇。因此，創造數量更多、質量更好崗位的目標，并不能自然而然達到。

　　數字經濟健康、可持續發展，技術創新和制度創新都是題中應有之義。其中，就業促進和勞動者保護將始終是政府的職能和責任。因此，在發展數字經濟的過程中，需要形成一個就業優先政策的更高版本，以不斷有效地解決就業的總量、質量和結構矛盾。

　　首先，提高公共就業服務效率，降低自然失業率。充分就業并非失業率為零的狀態，而是失業率僅反映結構性和摩擦性因素導致的自然失業的情形。自然失業率雖然總是存在，但是，自然失業并不“自然”，其水平的高低往往事在人為。由于結構性和摩擦性失業分別表現為勞動者數量和技能在供需雙方之間的不匹配。因此，需要公共就業服務以及政府與社會合作促進就業的機制，有效率、有針對性地提供培訓和職介等服務，以提高就業崗位在數量、技能、時間、地點等方面的供需間匹配水平。

　　其次，數字經濟催生越來越多的新就業形態，要求社會保障體系和機制與之相適應。由于戶籍制度改革尚未完成，我國城鎮就業市場上仍然存在一個二元結構的社會保障制度，對從事靈活就業的農民工以及許多新成長勞動力覆蓋不夠充分。這意味著社會保障制度尚難以適應新就業形態的要求。一方面，加快推進以農民工落戶為核心的戶籍制度改革無疑是解決途徑之一；另一方面，隨著與數字經濟發展相伴的就業形態變化，很多戶籍人口也將難以充分被社會保障所覆蓋，因此，還需按照增強普惠性的方向探索社會保障的新模式。

　　再次，探索數字經濟時代勞動力市場制度新形式。勞動力資源的配置固然不是市場經濟的例外，但是，勞動要素的特點是以人為載體，因而不同于其他生產要素，并不能完全依靠市場供求信號進行配置。各國經驗也都表明，勞動者的工資、就業和社保待遇、勞動條件等，從來就是通過勞動力市場與勞動合同、集體協商、最低工資等制度的協同作用來決定的。數字經濟固然會改變這些制度形式的作用方式，但不會減少對勞動力市場制度的需求。

　　最后，加強人力資本積累，更新勞動者技能，提高其勞動力市場適應能力。在數字經濟時代，勞動技能是瞬息萬變的，因此，從職業教育和培訓中獲得的專用技能絕不可能終身管用。相反，從通識教育中獲得的認知能力和學習能力，卻可以使勞動者立于不敗之地。這就要求在構建終身學習體系的基礎上，科學地平衡通識教育與職業教育的關系，而不是機械地將兩者隔離，或簡單地設立兩者招生比例。并且，無論是作為一種社會投資還是作為家庭投資，教育的投入產出也是有風險的，因此，要增強基礎教育的多樣性和選擇性，避免把雞蛋放在一個籃子里。

　　（作者系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