責任編輯：李士環
黨的二十大報告提出，“把實施擴大內需戰略同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有機結合起來”。近日，國家層面密集出臺《擴大內需戰略規劃綱要（2022—2035年）》《“十四五”擴大內需戰略實施方案》等文件，這是深入貫徹落實黨的二十大精神，積極應對國內外環境變化、增強發展主動性的重大舉措。這將推動高質量供給引領和創造有效需求，為全面激發國內超大規模市場潛力提供有力支撐。
當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加速演進，世紀疫情影響深遠，世界經濟復蘇乏力，國際需求面臨著波動收縮或進一步加劇的風險。從國內來看，我國目前經濟恢復的基礎尚不牢固，面臨需求收縮、供給沖擊、預期轉弱三重壓力，勞動力等傳統優勢弱化，科技創新能力還不強，全要素生產率提高受到制約等難題。這要求我們供需兩端統籌發力，將擴大有效需求與優化供給有機結合起來，打通循環堵點、消除瓶頸制約，在更高水平上推動供需良性循環，為世界經濟注入新動力。
供給與需求是經濟發展的一體兩面。把實施擴大內需戰略同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有機結合起來，是挖掘我國超大規模市場潛力、實現高質量發展的治本之策。統計數據顯示，我國的消費支出占GDP比重在2011—2021年間平均為53.4%，與世界銀行發布的發達國家最終消費支出占GDP比重80%以及發展中國家占70%以上的數據相比仍有較大差距。統籌擴大內需戰略與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要把兩者統一到提升供給結構與有效需求的適配性上來，統一到挖掘我國超大規模市場潛力與高質量發展的要求上來，解決“好不好”“優不優”的問題，推動有效需求和有效供給、消費和投資、內需和外需、自立自強和開放合作良性互動，形成推動高質量發展的強大合力。
把實施擴大內需戰略同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有機結合起來，是適應經濟發展客觀趨勢的必然要求。從世界各國發展經驗看，當一國的人均國內生產總值達到5000~10000美元區間，居民消費隨收入的增長不斷加速升級，與傳統供給體系易出現錯配現象，即對個性消費、服務性消費的追求同傳統批量化、以物質產品為主的傳統供給體系錯配；對品質消費、品牌消費的追求與以低端化為主的傳統供給體系錯配。我國2021年年底人均GDP已達到1.25萬美元，這要求我們必須適應經濟發展客觀趨勢，統籌擴大內需與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提高供給體系的質量和效率，激發、創造新的有效需求，形成高質量供給體系正反饋，循環往復，形成擴大內需的良性動態循環。
優化高質量產品供給，以新供給滿足新需求。要以居民消費升級形成的新需求為導向，提高高質量產品供給適應新需求的能力。2021年我國服務業增加值占GDP的比重為53.3%，不僅低于美國、英國、法國等發達國家水平（70%以上），也低于世界平均的水平（64.96%），適應居民新需求的服務新供給不足。因此，要適應居民消費升級形成的新需求，就必須聚焦服務性消費，擴大服務業有效供給；聚焦個性化創意消費、精準提供滿足不同消費群體的新商品和服務，使新需求從愿望轉化為市場實現；聚焦居民消費升級形成的品質化、品牌化新需求，著力加強標準質量品牌建設，在更好滿足人民對美好生活的需要中實現擴大內需，帶動需求更好實現。
優化技術供給，以新供給引領和創造新需求。新一輪科技革命大潮下，以新供給引領和創造新需求，一方面是通過科技創新提高全要素生產率，運用新技術改造傳統產業，提升產品和服務的品質，并因產品適應性創造出新消費；另一方面，要通過科技高水平自立自強，搶占數字經濟、人工智能制高點，加快新產業、新技術、新業態、新模式等新經濟發展，加大新領域新賽道的投入強度，提高技術要素質量和資源配置效率，在創造新投資和新消費中不斷擴大內需，健全內需體系。
優化制度供給，形成更高水平的供求動態平衡。以完善產權制度和要素市場化配置為重點，深化經濟體制改革，推動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深化“放管服”改革，不斷增強市場微觀主體活力。特別是占市場主體比例超過95%，創造城鎮就業超過80%的民營企業，是供給體系和需求體系的重要結合點，必須堅持兩個“毫不動搖”，完善產權保護、市場準入、公平競爭、社會信用等市場經濟基礎制度，不斷激發企業活力和創造力。為提高全要素生產率提供制度性保障，將確保高質量供給形成正向反饋，不斷激發和創造新的有效需求，從而實現更高水平的供給需求良性循環和投資消費動態平衡。
（作者：殷倩，系廣東省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中心特約研究員、深圳市委黨校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