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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學部委員 高培勇
作為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確定發展思路、制定經濟政策、實施宏觀調控的根本要求，對于高質量發展在我國經濟生活中的意義問題，似已毋庸贅述。當務之急，則是圍繞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而盤點、梳理主要障礙并以務實有效舉措加以清除。
一旦如此行事，便會立刻發現，無論在理論上還是在實踐中，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的最大障礙，莫過于“慣性思維”。其關鍵之舉，也莫過于告別“慣性思維”。
先看理論思維。面對高質量發展的新情況、新問題，人們雖然主觀上清楚實現理論創新、轉換思維方式勢在必行，也深知須在學術研究和政策咨詢上與時俱進，但畢竟當年所經歷的經濟學訓練和此后所沿用的經濟分析方法，均在很大程度上源自以凱恩斯主義為代表的傳統經濟理論體系。對于圍繞增速“快”而形成的那一套傳統的學理支撐和方法論支持，已經爛熟于心，可謂根深蒂固。對于圍繞質量“好”所需要的全新的學理支撐和方法論支持，則尚在建構之中，可謂相對陌生。受此影響，走得平順時，尚可有意識地做高質量發展的文章，主動按照新理念、新思想、新戰略分析經濟形勢、建言經濟政策。稍遇溝溝坎坎，便有可能迷失方向，慌不擇路，下意識地重操舊理念、舊思想、舊戰略，不由自主地掉入“慣性思維”陷阱。
由于行路平順和遇有溝坎相互交替終系規律所在，其結果，雖然嘴上常喊著推動高質量發展的口號，內心深處卻不免夾雜或涌動高速增長的思維。因在新舊理論之間左右搖擺、飄忽不定而偏離高質量發展軌道，致使誤判形勢、錯開藥方，甚至重蹈高速增長覆轍，操用老辦法面對新情況、解決新問題的現象和情形一再發生、屢屢再現。故而，對于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我們也需在深入反思、仔細鑒別之中經歷并完成一個從“有意識”到“下意識”的理論轉變過程。
再看實踐操作。面對推動高質量發展的新要求、新任務，人們雖然主觀上明白實現實踐創新、轉換思路和套路箭在弦上，也深知須調整和糾正不適應、不適合高質量發展的行為和處事方式，但畢竟當年所見證的經濟發展歷程和此后所沿襲的經濟發展樣板，均在很大程度上植根于高速增長的經濟環境。對于圍繞增速“快”而形成的那一套傳統的粗放型做法，已經深入骨髓，可謂熟門熟路。對于圍繞質量“好”所需要的新方法、新實踐，則尚在探索之中，可謂大局初定。受此影響，風平浪靜時，尚能有意識地講究高質量發展，主動按照新思路、新套路指導經濟發展實踐，克服路徑依賴。一遇風吹草動，便有可能“葉公好龍”，手忙腳亂，下意識地重操老思路、老套路，不由自主地跑回“慣性思維”老路。
由于風平浪靜和風吹草動均為常態，其結果，雖然做了不少工作，有時做得還很辛苦，但難免不得要領、疲于應付。因在新舊實踐之間左右搖擺、飄忽不定而偏離高質量發展軌道，致使不對路子的舉動時有發生，甚至重蹈高速增長覆轍，搞出一些事與愿違、南轅北轍的事情來。故而，對于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我們還需在不斷學習、反復磨合之中，經歷并完成一個從“有意識”到“下意識”的實踐轉變過程。
從“有意識”到“下意識”推動高質量發展，在理論和實踐兩個層面告別“慣性思維”，這可能是一個極其痛苦而漫長的轉變過程。但除此之外，我們別無選擇。
只有硬著頭皮前行，方可以避免出現一些似是而非的決策，才可能走好、走穩經濟高質量發展的路。
為此，不斷地警醒、反復地告誡自己，我們身處的是高質量發展階段而非高速增長階段，高質量發展階段大不相同于高速增長階段，實在是十分必要的。
引申一步說，在高質量發展階段，發展目標是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而非物質文化需要，發展理念是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而非以GDP規模和增速為中心，經濟運行的主要矛盾是結構問題而非總量問題、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供給側而非需求側，宏觀經濟政策主線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而非需求管理，實施宏觀調控的主要手段是深化改革而非政策調整，如此等等。要用匹配高質量發展要求的理念、思想、戰略以及話語體系，討論高質量發展階段的問題，決不能鬧出類如“關公戰秦瓊”那樣的笑話。
更深一步講，既然推動高質量發展系契合經濟發展規律之路，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中國經濟發展轉向新階段的客觀必然，那么，為此而承受短期的痛苦、付出暫時的代價，就是值得的。相反，因局部的、眼前的問題而左顧右盼甚或改弦易轍，是十分不可取的。所以，跳出短期變化、一時困難而著眼于中國經濟的長期大勢和歷史規律，從而堅定久久為功、推動高質量發展的信心和決心，亦是推動高質量發展的必由之路。
總而言之，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必須告別“慣性思維”。不能身子進了高質量發展階段，腦袋還停留于高速增長階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