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識產權治理是由國家主導，集知識產權創造、運用、保護、管理、服務于一體的全方位知識產權制度建設與制度運行活動。一國的創新驅動發展能力與知識產權治理水平密切相關。我們應站在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高度完善我國知識產權治理，推動我國邁入全球一流創新型國家行列。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知識產權治理實現快速發展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知識產權治理獲得強勁發展動力。上世紀80年代至90年代初，我國知識產權法制建設進入快速發展時期。商標法、專利法、著作權法等相繼出臺。到90年代中期，我國已經基本建立起門類齊全、符合國際通行規則的知識產權法律體系。知識產權制度促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的作用更加顯著，逐漸成為激勵創新、協調創新資源配置的基礎性制度。

　　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高度重視知識產權工作，知識產權治理取得歷史性成就。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加強知識產權運用和保護，健全技術創新激勵機制”。國務院《關于新形勢下加快知識產權強國建設的若干意見》確立了“基本實現知識產權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改革目標。國家知識產權局重新組建，專業化的知識產權審判體系日益成熟，一系列重要改革舉措落地生根。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進一步提出，健全以公平為原則的產權保護制度，建立知識產權侵權懲罰性賠償制度，加強企業商業秘密保護。如今，天宮翱翔、蛟龍下水、高鐵奔馳、天眼探空、北斗組網、超算發威、墨子傳信、大飛機首飛，中國制造正在向中國智造、中國方案、中國標準轉變。我國經濟發展內生動力和國際競爭力顯著提升，知識產權治理發揮了不可替代的保障和促進作用。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知識產權治理積累了寶貴經驗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逐步建立起具有中國特色的知識產權治理體系，積累了寶貴經驗。

　　堅持以頂層設計保證治理正確方向。我們黨著眼于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全局，明確知識產權事業發展的戰略目標、戰略思路和戰略舉措，注重統籌協調、系統推進，使知識產權事業發展始終與國家發展戰略相協調、相一致。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發展知識產權事業的戰略思路更加清晰、措施更加有力，更加契合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全局需要。攻克關鍵核心技術、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需要全面加強黨對知識產權治理的領導，為建設知識產權強國提供堅強政治保障。

　　市場與政府優勢互補提升制度績效。我國知識產權治理逐步實現由政府推動為主向市場驅動為主轉變。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和產權制度的激勵下，我國企業積極融入全球創新市場體系，自主發現和培育新的經濟增長點，真正成為技術創新主體。充分發揮市場配置資源決定性作用，更好發揮政府作用，在關系國計民生和產業命脈的領域積極作為，同時在保護產權、維護公平、改善金融支持等方面出臺一系列政策措施，營造有利于市場主體創新的制度環境。

　　主動開放合作體現大國擔當。我國始終重視知識產權與科技創新的國際合作，使知識產權保護和相關法治建設與國際通行做法相銜接。截止到2018年6月，我國已與63個國家、地區和國際組織簽訂了多雙邊合作協議、諒解備忘錄等171份，與50個世界知識產權組織成員國建立正式合作關系，拓展執法交流合作，有效運用爭端解決機制，推進知識產權國際規則完善，以一個負責任大國的姿態，與國際社會攜手應對知識產權治理的各種問題。

　　繼續完善中國特色知識產權治理體系

　　當前，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方興未艾，對自主創新的需求更為迫切。必須繼續完善中國特色知識產權治理體系，為我國創新發展提供強大動力。

　　更好處理市場調節與政府調控的關系。適應經濟發展新形勢，推動企業成為技術創新決策、研發投入、科研組織和成果轉化的主體。進一步明確政府部門在創新活動中的權力邊界和職能重點，尊重科學和市場規律，避免對創新活動的直接干預，通過維護市場秩序、提供公共服務等方式引導產業升級。

　　以法治手段協調創新主體的利益關系。隨著創新領域市場競爭進一步加劇，促進公平競爭成為我國知識產權治理的重要維度。應充分利用知識產權治理的利益平衡機制，加強反壟斷立法和執法，以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尋求創新活動中各方利益的最佳平衡點，不斷完善公平、自由、開放、透明的市場競爭機制。

　　積極促進全球知識產權治理體系變革。當前，圍繞國際規則和制度性話語權的競爭越來越激烈，世界主要國家均努力利用國際機制維護本國戰略利益，掌握國際知識產權治理規則制定主導權。我國知識產權治理也須加速融入全球治理變革進程，積極開展全方位、多層次、高水平的國際合作，體現平等、開放、透明、包容精神，提高新興市場國家和發展中國家代表性和發言權。

　　（執筆：馬一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