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劉 昂《光明日報》（ 2020年12月04日06版）

　　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把“優先發展農業農村，全面推進鄉村振興”作為“十四五”時期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任務之一，提出“實現鞏固拓展脫貧攻堅成果同鄉村振興有效銜接”。從全面脫貧到鞏固拓展脫貧攻堅成果，再到實現鞏固拓展脫貧攻堅成果同鄉村振興有效銜接，良好的鄉村治理是重要抓手。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的《關于加強和改進鄉村治理的指導意見》提出，“建立健全黨委領導、政府負責、社會協同、公眾參與、法治保障、科技支撐的現代鄉村社會治理體制，以自治增活力、以法治強保障、以德治揚正氣，健全黨組織領導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結合的鄉村治理體系，構建共建共治共享的社會治理格局，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鄉村善治之路”。從治理目標、治理主體、治理制度三個維度著力，提升鄉村治理水平，促進鄉村善治，有助于在鞏固拓展脫貧攻堅成果的同時，有序推進鄉村全面振興。

　　注重精神文化建設。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脫貧攻堅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但脫貧摘帽不是終點，而是新生活、新奮斗的起點。鄉村善治以村民的美好生活為價值旨歸，不僅需要促進村民物質財富的增加，還內含著提升村民精神文化水平的要求。推進全面脫貧與鄉村振興有效銜接，應注重加強鄉村精神文化建設。

　　改革開放以來，伴隨鄉村經濟社會不斷發展、農民生活水平逐步提高，鄉村社會文明程度和農民道德素質也在不斷提升。鄉村善治的一個重要內涵，就是正確認識和處理鄉村經濟發展與精神文明建設之間的關系，以良好道德環境促進鄉村經濟水平的良性提升。為此，應當在注重經濟發展的同時，提升村民思想道德素養，營造文明鄉風，實現鄉村經濟發展和文化建設的平衡。一方面，實施鄉風文明培育行動，弘揚崇德向善、扶危濟困、扶弱助殘等傳統美德，培育文明鄉風、良好家風、淳樸民風；另一方面，加強農村文化引領，傳承發展提升農村優秀傳統文化，挖掘文化內涵，培育鄉村特色文化產業，助推鄉村旅游高質量發展。

　　突出農民主體地位。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要堅持‘富腦袋’和‘富口袋’并重，加強扶貧同扶志扶智相結合，加強開發式扶貧同保障性扶貧相銜接”，并強調“發展鄉村產業，一定要突出農民主體地位，始終把保障農民利益放在第一位，不能剝奪或者削弱農民的發展能力”。善治是公共利益最優化的治理過程，是國家、社會和個人協同治理的結果，需要個體以主人翁的身份參與其中。農民是鄉村的主體，鄉村善治離不開農民群體內生動力的發揮。

　　脫貧攻堅實踐表明，思想貧困是脫貧攻堅最大的敵人，扶貧要同扶智、扶志相結合。實現扶貧對象從“等、靠、要”到“比、趕、超”的理念飛躍，必須從認知方式、思維方式等多方面入手，促其重塑觀念、樹立自信、提升技能。以鄉村善治推進全面脫貧與鄉村振興有效銜接，要充分調動廣大農民群眾積極性、主動性、創造性，通過教育培訓、技術支持等途徑，提升農民的發展能力，發揮農民群體的首創精神。一方面，優先發展農村教育事業，推動建立以城帶鄉、整體推進、城鄉一體、均衡發展的義務教育發展機制，改善薄弱學校基本辦學條件，健全學生資助制度，建好建強鄉村教師隊伍；另一方面，把人力資本開發放在首要位置，暢通智力、技術、管理下鄉通道，大力培育新型職業農民，加強農村專業人才隊伍建設，造就更多鄉土人才，將農民的內生動力轉化為鄉村振興的效能，在鼓勵農民實現自身價值的同時不斷提升其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加強制度建設。習近平總書記強調：“我們在脫貧攻堅領域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彰顯了中國共產黨領導和我國社會主義制度的政治優勢。”制度建設是我們黨帶領人民開啟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程的關鍵環節，是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應有之義。從全面脫貧到鄉村振興，制度建設始終是鄉村善治的保障。在此過程中，既要強調政策文件、法律條文等正式制度的權威性，也要注重村規民約、風土民俗等非正式制度的有效性。

　　為此，應推進法治鄉村建設，樹立依法治理理念，強化法律在維護農民權益、規范市場運行、農業支持保護、生態環境治理、化解農村社會矛盾等方面的權威地位。規范農村基層行政執法程序，加強鄉鎮行政執法人員業務培訓，嚴格按照法定職責和權限執法，將政府涉農事項納入法治化軌道。建立健全鄉村調解、縣市仲裁、司法保障的農村土地承包經營糾紛調處機制。應不斷完善村黨組織領導鄉村治理的體制機制，建立以基層黨組織為領導、村民自治組織和村務監督組織為基礎、集體經濟組織和農民合作組織為紐帶、其他經濟社會組織為補充的村級組織體系。同時，還應不斷提升鄉村自治和德治水平，依靠群眾、因地制宜、以法律法規為依據制定完善村規民約，建立健全村規民約監督和獎懲機制，注重運用輿論和道德力量促進村規民約有效實施，引導農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務、自我提高。

　　（作者：劉昂，系南京師范大學鄉村文化振興研究中心研究員、南京師范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講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