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陳宇學

　　基礎研究是整個科技創新體系的源頭，是所有技術問題的“總開關”，為理論研究、國民經濟社會發展和關鍵核心技術攻關提供源頭支撐，直接決定一個國家科技創新的深度和廣度。加強基礎研究，是把握新發展階段、貫徹新發展理念、構建新發展格局的迫切需要。

　　五中全會提出，堅持創新在我國現代化建設全局中的核心地位，把科技自立自強作為國家發展的戰略支撐，強調要強化國家戰略科技力量，加強基礎研究，對企業投入基礎研究實行稅收優惠。中央經濟工作會議進一步作出明確部署，提出要抓緊制定實施基礎研究十年行動方案，重點布局一批基礎學科研究中心。

　　基礎研究是整個科技創新體系的源頭，是所有技術問題的“總開關”，為理論研究、國民經濟社會發展和關鍵核心技術攻關提供源頭支撐，直接決定一個國家科技創新的深度和廣度。縱觀人類發展歷史，發達國家無一不是抓住了基礎研究推動產業革命性變革的機遇步入了世界強國之列。

　　我國目前正處于發展的關鍵時期，但同建設世界科技強國的目標相比，我國發展還面臨重大科技瓶頸，關鍵領域核心技術受制于人的格局沒有從根本上改變，科技基礎仍然薄弱，科技創新能力特別是原創能力還有很大差距。一些戰略性新興領域，由于沒有基礎研究源頭供給的支撐引領，出現了高端產業低端化的局面。習近平總書記在科學家座談會上指出,我國面臨的很多“卡脖子”技術問題，根子是基礎理論研究跟不上，源頭和底層的東西沒有搞清楚。唯有強化基礎研究，才能實現科技自立自強。加強基礎研究，是把握新發展階段、貫徹新發展理念、構建新發展格局的迫切需要，是應對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和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戰略選擇。

　　堅持“四個面向”。科技創新要堅持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經濟主戰場、面向國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這也為加強基礎研究指明了方向。基礎研究分為兩類，一類是純基礎研究，通常不考慮社會效益和經濟回報，遵循科學發現自身規律，沒有特定的應用目的，著重在源頭上對規律、理論和方法進行開創性研究，不直接產出創新成果和提供具體的技術解決方案，但可以提供理論儲備，是科技創新的先導和根基；另一類是應用基礎研究，由經濟社會發展需求拉動，從經濟社會、產業發展和國家戰略安全的實際需求出發，研究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過程中的重大科學問題，探索關鍵核心技術的科學基礎，形成經濟和社會發展的科技支撐和新的經濟增長點。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科學研究既要追求知識和真理，也要服務于經濟社會發展和廣大人民群眾。廣大科技工作者要把論文寫在祖國的大地上，把科技成果應用在實現現代化的偉大事業中。”未來的基礎研究應該緊緊圍繞“四個面向”，在維護和增進人民健康、經濟社會高質量發展以及國家安全戰略需求方面，做好前瞻謀劃和系統布局。

　　進一步強化基礎研究投入。基礎研究屬于準公共產品，需要公共投入。目前我國在基礎研究投入方面還不足，全社會研發經費支出中基礎研究占比2019年剛超過6%，而創新型國家普遍在15%以上，有的國家甚至高達30%左右。這是我國亟待彌補的短板。可以探索多元化的投入機制，除了繼續加大中央和地方財政資金的支持力度之外，還要調動全社會投入的積極性，鼓勵政府、企業甚至國際組織共同設立基礎研究基金，支持社會組織設立基礎研究捐贈基金等。基礎研究的主要承擔者是大學和公益性的科研院所，但按照歷史經驗和未來科技發展趨勢，企業也是基礎研究的重要陣地。華為正是由于多年的基礎研究積累，才在5G技術領域獨占鰲頭。企業開展的基礎研究大多是應用基礎研究，且研究范圍主要是公共支持的研究沒有覆蓋的空白領域。當前我國企業研發經費占全社會研發經費78%左右，但其中只有約0.2%是用于基礎研究，用于應用研究的也不到4%，95%以上的都是投向了試驗開發，而發達國家基礎研究經費中大約15%—30%來自企業。當前我國部分行業和企業已經進入世界科技前沿領域，甚至進入了領跑的無人區，已經具備了加強基礎研究的能力和實力。技術創新型的中央企業和技術領先的民營企業，可以憑借自身的技術基礎和創新資源集聚優勢，開展基礎研究特別是應用基礎研究，或者與大學科研院所、中小企業合作，協同推進基礎研究，真正打通從科技強到產業強和國家強的通道。

　　強化基礎研究平臺建設。國家實驗室是主要發達國家搶占科技創新制高點的重要載體，諸如美國阿貢、洛斯阿拉莫斯、勞倫斯伯克利等國家實驗室和德國亥姆霍茲研究中心等，均是圍繞國家使命，依靠跨學科、大協作和高強度支持開展協同創新的研究基地。加強基礎研究平臺建設十分重要。“十四五”規劃建議提出，要推進國家實驗室建設，重組國家重點實驗室體系，布局建設綜合性國家科學中心和區域性創新高地，支持北京、上海、粵港澳大灣區形成國際科技創新中心。加快國家實驗室建設，同時系統整合國家重點實驗室，加快綜合性國家科學中心等國家重大科技基礎設施的建設，支持有條件的高校與企業聯合建設國家級或省級重點實驗室或基礎研究基地，構建開放共享的基礎研究創新網絡，真正提高基礎研究的效率和水平。很多科技創新成果和科技人才與企業實驗室密不可分。如貝爾實驗室培養了大批諾貝爾獎得主，晶體管、激光器、太陽能電池、C語言、UNIX操作系統、通信衛星等等都來源于這個企業實驗室；目前世界頂級光刻機生產廠商ASML脫胎于飛利浦實驗室。要全力支持企業牽頭組建創新聯合體，發展壯大若干個企業實驗室，以滿足國家重大戰略科技需求為目標，承擔國家重大科技項目，形成關鍵核心技術攻關新機制。

　　重視基礎研究人才培養和使用。應進一步支持研究型大學和基礎學科的發展，培養更多更好的基礎研究人才。研究型大學的核心使命是知識創造和人才培養，一是應進一步加大財政資金支持力度，增加非競爭性科研經費比重，賦予從事基礎研究的科研團隊更多的自主權；二是應大力培養和使用具有高水平的中青年科技人才。根據科技人才發展規律，中青年時期一般是科學家取得突破性創新的峰值年齡。諾貝爾獎獲得者完成突破性創新的高峰期約在30至40歲之間。在嚴格遴選的前提下，堅持“不拘一格降人才”，加大對青年基礎研究人才的支持，使我國在前沿性科技領域取得掌控力，夯實基礎研究的人才基礎。

　　弘揚科學精神和科學家精神，營造寬松包容、奮發向上的學術氛圍。不能急功近利，要尊重科學規律，要尊重科學研究靈感瞬間性、方式隨意性、路徑不確定性的特點，允許科學家自由暢想、大膽假設、認真求證。避免違背科學規律的的頻繁考核和量化考核體制，構建以學術質量為導向的評價機制，全面引入同行評價，重點評價科研成果的質量和原創性，引導和激勵科研人員“坐冷板凳”，克服浮躁心態，減少人才帽子，確保從事基礎研究的科研人員潛心鉆研，攻堅克難，早日實現重大突破，提升我國原始創新能力。

　　[作者系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經濟學教研部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