責任編輯：李士環
作者：張飛（中國（海南）改革發展研究院副院長）
習近平總書記強調，“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們的奮斗目標”。進入新發展階段，適應我國社會主要矛盾變化，加快推進以人為核心的新型城鎮化，不僅能夠釋放巨大消費潛力，而且可以為經濟穩定增長帶來新的動力。“十四五”時期，我國仍處在城鎮化較快發展階段，人口城鎮化蘊藏著巨大的消費增長潛力，城鎮化進程與消費結構升級相互融合的特點突出。把握人口城鎮化發展趨勢促進消費結構升級，對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具有重大意義。
從一定意義來看，消費結構升級與人口城鎮化進程息息相關。國際經驗表明，一個國家或地區進入大眾消費時代，大都伴隨人口大規模向城鎮集聚。尤其是進入中高收入階段，人口城鎮化在引領消費升級方面的作用更為明顯。從我國的實際情況看，城鎮居民消費升級相比農村居民更為超前，城鎮居民在物質型消費飽和后，逐步成為引領教育、醫療、養老、文化、信息、旅游等服務型消費需求增長的主力軍。尤其是服務型消費快速增長與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相融合，并由此催生服務業新業態和新模式，成為拉動經濟增長的新引擎。
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我國城鎮化進程不斷加快。據統計，2020年，我國常住人口城鎮化率已達63.89%，與1990年相比提升了30多個百分點。伴隨城鎮化進程的加快，居民消費結構由以物質型為主向以服務型為主升級的趨勢日益明顯，居民服務型消費人均支出規模不斷增長，占消費支出總額的比重亦不斷提升。可以預見，未來5至10年，服務型消費支出占居民消費支出總額比重的提升將與人口城鎮化率提升的相關性更為顯著。
盡管我國常住人口城鎮化率已超過60%，但仍遠低于發達國家的平均水平。這意味著我國的城鎮化發展依然有著巨大的空間，城鎮化過程中蘊藏的經濟發展潛力更是巨大，要繼續推進以人為核心的新型城鎮化。從改革實踐看，推進人口城鎮化涉及到戶籍、公共服務、就業等方方面面的體制安排，需要用制度集成創新的辦法解決。
一方面，要加快建立健全城鄉一體的基本公共服務體系。2021年中央一號文件強調，要提升農村基本公共服務水平，建立城鄉公共資源均衡配置機制，強化農村基本公共服務供給縣鄉村統籌，逐步實現標準統一、制度并軌。這就需要以縮小城鄉公共消費差距為目標，優先安排農村公共服務，建立健全有利于城鄉基本公共服務普惠共享的體制機制，推動公共服務向農村延伸、社會事業向農村覆蓋，健全全民覆蓋、普惠共享、城鄉一體的基本公共服務體系。另一方面，要加快實現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農民工是中等收入群體的重要來源，對拉動消費、促進消費結構升級具有重要作用。未來幾年，如果龐大的農民工群體能夠盡快實現市民化，不僅能有效提升城鎮化發展品質，而且將成為推動消費結構升級的重要力量。在這一過程中，既要統籌深化戶籍制度和基本公共服務供給制度改革，可考慮把進城務工農民工納入城鎮住房保障體系，推動農業轉移人口穩業安居，又要加強職業技能培訓，加快推進農民工在經濟、文化、生活等方面融入城市，努力實現農民工“上崗有培訓、勞動有合同、子女有教育、生活有改善、政治有參與、維權有渠道、生活有尊嚴”，更好滿足他們融入城市的期盼。
還要看到，推進以人為核心的新型城鎮化，對于構建新發展格局，潛力是巨大的。從國際經驗看，城鎮化伴隨著人口由低附加值的農業轉向高附加值的工業和服務業，尤其是在城鎮化加速發展階段，會出現中等收入群體的快速增加。從我國的城鎮化進程看，人口城鎮化與中等收入群體規模的擴大也是同步的。比如，進城農民工是中等收入群體的重要來源，讓農民工特別是長期穩定在城鎮就業的農民工成為城市居民，能夠穩定他們的收入，穩定他們的勞動力供給，煥發出他們作為消費者的龐大潛力，對擴大消費和經濟增長將產生巨大的促進作用。有研究顯示，我國中等收入群體占比每提升1個百分點，將增加萬億元左右的消費支出。
具體而言，實現中等收入群體規模明顯擴大，關鍵是要根據高校畢業生、技術工人、中小企業主和個體工商戶、進城農民工等目標群體的需要，加快調整相關政策，推動相關改革。一是深入推進農村改革，完善農村產權制度，在嚴格農村土地用途管制和規劃限制的前提下，探索宅基地所有權、資格權、使用權分置實現形式，保障進城落戶農民土地承包權、宅基地使用權、集體收益分配權，使部分農民進入中等收入群體。二是加快教育結構改革，加快形成創新型、開放性、專業化的教育體制，使具有創新意識、專業技能的勞動者有條件進入中高收入群體。三是加快稅收結構變革，適應經濟高質量發展需要，形成有利于擴大中等收入群體的新稅制。與此同時，還要優化收入分配結構，構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協調配套的基礎性制度安排，健全知識、技術、管理、數據等生產要素由市場評價貢獻、按貢獻決定報酬的機制，不斷拓寬居民財產性收入增收渠道，在擴大中等收入群體比重、增加低收入群體收入上持續發力，培育更多消費主體，更好釋放人口城鎮化的巨大消費潛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