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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中共北京市委黨校圖書館副館長、北京市情研究中心副主任 于書平
“把我國制度優勢更好轉化為國家治理效能”，是貫徹落實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精神的重中之重。從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文化建設的角度上講，實現這種轉化就是通過厚植社會主義先進文化土壤，使廣大人民群眾把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和國家治理體系化為一種理念、情感和行為，從而不斷推進人民群眾制度化生存的現代化。
制度化生存是一種生存理性，是人們在實際生活中相信制度、尊崇制度、執行制度、發展制度的狀態和過程。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不僅取決于制度建設的現代化，還有賴于人民群眾制度化生存的現代化，必須在進一步培育開發人們實現制度化生存的文化自覺、文化信仰、文化生態、文化動能等方面下足功夫。
提升制度化生存的文化自覺
實現制度化生存的前提是人的制度自覺。有了這種制度自覺，才會自覺尊崇制度、嚴格執行制度、堅決維護制度，才會在制度的框架下生存，在規則的范導下行事。反之，就會出現“制度空轉”的現象。
人的制度自覺本質上是一種文化自覺，它不僅包含著對制度文化的認知和覺悟，更包含著對制度文化的價值判斷和價值選擇，反映在制度化生存上，是人們對“為何要制度化生存，在什么制度下生存，如何推進制度化生存”等重大問題做出的一種價值判斷和價值選擇。追溯中國社會制度文化的歷史發展，人們從來不乏對于制度化生存重要性的認識，所謂“不知禮，無以立”，關鍵在于人們對于制度文化的價值判斷和價值選擇，“制度時，則國俗可化，而民從制”。只有不斷提升人民群眾在制度問題上的文化自覺，才能真正促使人民群眾在制度化生存上獲得堅實的文化基礎和持久的生命力。
培育制度化生存的文化信仰
制度化生存要有一個“心往一起想、勁往一處使”的共同理想和文化信仰作為思想基礎，正所謂“耳齊則聰，目齊則明，心齊則一。萬夫一力，天下無敵”。在抗擊疫情中，舉國上下同心同德、共渡難關、戰“疫”必勝的價值信念構成了無形而強大的精神力量，這種精神力量將個人有限的力量匯聚起來，凝聚起全社會同心協力抗擊疫情的強大合力，這便是文化信仰之于制度化生存重要意義的生動體現。
任何制度和國家治理體系的形成、鞏固和發展，都需要相應的文化觀念提供指導和保障，文化觀念的核心便是文化信仰。在文化信仰的支撐和引領下，人民群眾的制度化生存便有了價值根據、價值標準和價值目標，“人民有信仰，民族有希望，國家有力量”，這是習近平總書記對文化信仰作出的注腳。當然，這種文化信仰不可能自發地形成和確立，需要我們不斷從思想路徑、理論路徑和實踐路徑上深化認識和探索，從國家、社會和個人三個層面上持之以恒、久久為功。惟其如此，才能構建起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深厚的精神支撐，同時，才能為新時代人民群眾的制度化生存提供深厚的精神支撐。
涵養制度化生存的文化生態
構建以社會理性為本質特征的文化生態，是實現制度化生存的基本要求。制度化生存的文化生態是在歷史傳承、文化傳統、經濟社會發展水平的基礎上，長期發展、漸進改進、內生性演化的結果，是由政治、經濟、法治、道德、社會、科學、教育、生態等方面內容共同組成的整體文化環境。任何制度和治理體系的存在、運作和維系都需要與之相適應的文化生態；同樣，有什么樣的文化生態，就有什么樣的社會行為，就有什么樣的制度化生存。
此次疫情防控的一個重要啟示就是依法、科學、有序防控。要實現依法、科學、有序防控的真正落地，既要有能保持社會良好秩序的制度設計和措施，也要有相應的社會理性基礎和環境。良好的制度文化生態帶來的是良好的社會治理效能。在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進程中，只有立足于中國社會經濟發展的現實國情，實現古今文化傳承，推動中外文化交融，不斷豐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文化內涵和文化底蘊，不斷涵養和營造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質文化生態，才能促使人民群眾在制度化生存中獲得現實存在的文化空間。
激發制度化生存的文化動能
創新文化能夠喚醒和激發起人民群眾不竭的能量、激情、主動性和責任感，這種能量、激情、主動性和責任感是推進人民群眾制度化生存質量和水平不斷提升的內驅力。在疫情面前，政府、企業、社會組織和人民群眾各顯神通，針對這次疫情暴露出來的問題和不足，補短板、堵漏洞、強弱項，從體制機制上創新完善疫情防控舉措，為疫情防控取得顯著成效提供了有力的保證。毫不夸張地說，沒有創新，就沒有戰“疫”的勝利。
培育創新文化，一要培育創新的思想觀念，二要形成創新文化建設的制度保障，三要堅持人民群眾在創新文化建設中的主體地位，四要始終把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作為創新文化建設的目標要求。只有堅持用創新文化激發創新精神、推動創新實踐、激勵創新事業，才能不斷激發人民群眾制度化生存的文化動能，推動人民群眾的制度化生存邁入新境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