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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清華大學國情研究院特聘研究員，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蘇世民書院特聘教授　王紹光

　　中國的改革開放取得了舉世公認的偉大成就。無論與哪個經濟體相比，無論拿什么尺度來衡量，這些成就都是輝煌的，值得大書特書。需要引起注意和思考的是，中國改革開放成功個案是否就證明：只要進行改革開放就一定會取得成功呢？恐怕未必如此。從世界歷史來看，不管是在過去400年里還是在過去40年里，很多國家、地區都進行過改革或開放，但事實上失敗的多、成功的少。

　　那種認為只要進行改革開放就必然會帶來繁榮昌盛的觀點，無論在理論上還是在實際上都缺乏依據

　　這里只以兩個時期為例。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面臨西方列強強大的軍事與經濟擠壓，很多國家都曾走上改革開放的道路，希望實現現代化。在埃及，19世紀中葉總督薩義德開始進行土地、稅收、法律方面的改革，他創辦了埃及銀行，興建了第一條準軌鐵路。在奧斯曼帝國崩潰之前，它進行了將近一個世紀的改革。在伊朗，巴列維王朝的締造者禮薩·汗曾仿效西方，對伊朗進行一系列改革，包括興建伊朗縱貫鐵路，創辦德克蘭大學、進行國會改革等。在中國，清王朝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繼洋務運動與戊戌變法后，又推出清末新政，改革涵蓋政治、經濟、軍事、司法、文教等各個領域。上述改革都沒有成功。只有日本，明治維新后，國力日漸強盛，走上現代化的道路。

　　在過去40年，1980年土耳其宣布開始經濟改革。同樣在1980年，數個東歐國家已經開始進行經濟改革。在上世紀整個80年代，撒哈拉以南非洲國家（喀麥隆、岡比亞、加納、幾內亞、馬拉維、馬達加斯加、莫桑比克、尼日爾、坦桑尼亞、扎伊爾）開始改革；印度也開始改革。1983年，印度尼西亞開始經濟自由化的改革。1986年，越南開始革新開放。1986年，戈爾巴喬夫開始“新思維”導向的全方位改革。上世紀80年代末，一批拉美與加勒比地區國家開始結構改革。到1989年、1990年，蘇聯的加盟共和國以及一些東歐社會主義國家紛紛改旗易幟，徹底按西方模式轉型。上述這些改革有的比較成功（如越南）；有的經過多番試錯，才慢慢走上正軌（如印度）；大多數失敗了，有些還敗得很慘，比如東歐的某些國家。

　　由此可見，進行改革開放的案例很多，但成功的案例并不太多。很多人不假思索地以為，只要進行改革開放，就必然會帶來繁榮昌盛。這種想法其實無論在理論上，還是在實際上都缺乏依據。僅僅有所謂的改革開放，未必能夠達到富國富民的目的。

　　除了實行改革開放的政策以外，還需要具備什么樣的條件才能帶來經濟的快速發展和飛躍

　　在我看來，改革開放要成功，必須具備兩類前提。

　　第一類前提條件是堅實的基礎，包括政治基礎（獨立自主、國家統一、社會穩定、消除“分利集團”）、社會基礎（社會平等、人民健康、教育普及）、物質基礎（水利設施、農田基本建設、齊全完整的產業體系）。過去40年，中國的改革開放之所以能夠成功，是因為新中國成立后的前30年打下了非常堅實的基礎。這種奠基的重要性，不管怎么強調都不過分。

　　第二類前提條件是要有一個有效政府，即具備基礎性國家能力的政府。因為每一項改革都必然導致利益重組；越是激烈的改革，利益重組的廣度、深度和烈度越大，翻船的可能性也就比較大。要應付這種局面，前提就是得有一個有效政府，能夠掌控全局，調動各種各樣的方式來緩和、減輕隨利益重組而來的沖擊，克服各種各樣的抵制和阻礙；這樣改革開放才能成功。換句話說，經濟實現增長，除了改革開放以外還需要一個因素，就是具備基礎性國家能力的有效政府。所謂國家能力，就是國家將自己的意志變為行動、化為現實的能力。每個國家都有自己的意志，即想辦成的事，但是要把意志變為行動、化為現實絕非易事。我認為，基礎性國家能力中以下七個方面至關重要：強制能力，即國家要掌握暴力、壟斷使用暴力的權力；汲取能力，即國家要能夠從社會與經濟中收取一部分資源，如財政稅收；濡化能力，即國家使得人民有共同的民族國家認同感，有內化于心的一套核心價值；此外，還有認證能力，規管能力、統領能力、再分配能力等。

　　從東方與西方的“大分流”看改革開放、國家能力與經濟增長的關系

　　改革開放、國家能力與經濟增長是什么關系？從東方與西方的“大分流”中也許可以看出一些端倪。“東西大分流”是指東方與西方在很長時間里沒有什么差別，但后來西方逐漸崛起，最后稱霸世界（有人稱之為“歐洲奇跡”），而東方卻一蹶不振，遠遠落到后面。而發生在18世紀中葉的工業革命就是分水嶺。在工業革命之前，歐洲是否發生過其它一些什么事情，而在東方卻還沒有發生？這些事情也許與工業革命有關聯，時間上的先后預示著邏輯上的因果。

　　在工業革命（18世紀下半葉-19世紀）之前，歐洲已經發生了五件大事：軍事革命（16-17世紀）、財政-軍事國家的出現（17-18世紀）、大規模殖民主義（16-19世紀）、大規模奴隸貿易（16-19世紀）、稅收增長（17-20世紀）。這五件大事都反映國家能力的變化，而國家能力的增強很可能與工業革命的出現有關。

　　我們先看一個簡單的事實，在歐洲出現近現代國家（即具有一定的強制能力與汲取能力的國家）之前，世界各個地區的狀況差不太多：經濟長期停滯，幾乎沒有什么增長。歐洲近現代國家開始出現以后（1500年以后），情況發生了變化，經濟增長開始提速。起初的增長提速并不明顯。不過，西歐那些國家的基礎性能力提高后，它們的經濟增速就逐漸加快了；二戰以后是歐洲資本主義發展的黃金時期。而中國在整個19世紀與20世紀上半葉，人均GDP的增速很低，甚至是負數。兩相對比，“大分流”的態勢十分清楚。

　　關于這一點，生活在那個時代的思想家霍布斯看得很透徹。“在沒有一個共同權力使大家懾服的時候，人們便處在所謂的戰爭狀態之下。這種戰爭是每一個人對每個人的戰爭。”“在這種狀況下，產業是無法存在的，因為其成果不穩定……” 他的意思很明白：一個有效國家是經濟發展與社會進步的必要條件。

　　亞當·斯密生活的時代比霍布斯晚了一個多世紀。流行的觀點認為，亞當·斯密只強調市場這只“看不見的手”，而強烈反對國家干預。其實，這是對他極大的誤讀。如果認真仔細閱讀他的著作（如《國富論》第三篇與《關于法律、警察、歲入及軍備的演講》）就會發現，暴力始終是其關注的一個重點。在他看來，羅馬帝國崩潰后，歐洲之所以經濟停滯，是因為暴力盛行。換句話說，有效國家是斯密政治經濟學的基本前提；只有在有效國家的保障下，市場才能運作；沒有一個有效國家，市場主體根本無法正常運作。

　　需要注意的是，經濟“大分流”的時點，或更具體地說，英國工業革命的時點恰好與中西軍事大分流的時點吻合。這絕不是因為巧合，而是因為軍事革命造就了強制能力更加強大的現代國家，而具備強制能力的現代國家為經濟發展奠定了基礎。那么，強制能力具體如何影響經濟發展呢？從歐洲的歷史看，其作用表現在對內、對外兩方面。對內，強制能力可以為當時的“改革開放”保駕護航，創造一個霍布斯、斯密期盼的和平內部環境。對外，強制能力可以用來做三件事情：一是掠奪海外資源，其方式是殖民主義與奴隸貿易；二是打開海外市場；三是培養管理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