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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融問題的產生與積累是隨著經濟問題相伴而來，金融問題也只能在推動經濟改革和發展的過程中才能得到解決。

　　做好金融風險的防范化解工作必須堅持推動發展和深化改革，堅持走中國特色金融發展之路，堅持市場化改革方向、堅持金融對外開放，處理好穩增長與防風險、強化市場約束與維護金融穩定、推動金融創新與加強金融監管的關系。

　　2019年《政府工作報告》中指出，世界經濟增速放緩，保護主義、單邊主義加劇，國際大宗商品價格大幅波動，不穩定不確定因素明顯增加，外部輸入性風險上升。國內經濟下行壓力加大，消費增速減慢，有效投資增長乏力。實體經濟困難較多，民營和小微企業融資難融資貴問題尚未有效緩解，營商環境與市場主體期待還有較大差距。自主創新能力不強，關鍵核心技術短板問題凸顯。一些地方財政收支矛盾較大。金融等領域風險隱患依然不少。

　　當前我國金融風險的四大成因

　　由于金融是跨越時空的信用活動，金融風險的形成總與一定時空內的因素有關，主要是周期性、結構性、體制機制性和外源性因素。所謂周期性，是指金融風險的形成往往與經濟的周期性波動相關，隨著宏觀經濟從高峰到低谷再到高峰的變化，金融風險往往在繁榮時期積累，在低谷時期爆發。所謂結構性，是指經濟的結構性問題往往容易導致金融的結構性缺陷，行業性的、區域性的金融風險往往是由結構性問題所導致。所謂體制機制性，是由于體制機制性缺陷導致經濟和社會的成本向金融業轉化和積累，最終使金融難以支撐，出現徹底的潰敗。所謂外源性，就是由于外部性因素沖擊所引發的國內金融動蕩。考察古今中外，金融風險的形成，無外這四大原因。結合當前我國的經濟金融運行情況，近幾年來我國的金融風險也主要涉及這四個方面問題。

　　從周期性問題來看，當前我國經濟正處于從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宏觀經濟的下行，使得在過去高速增長中積累的風險逐漸暴露。而在周期輪換中，新產業對舊產業“創造性地毀滅”的過程，也可能成為金融風險易發多發的直接誘因。為推動經濟發展轉型，前些年去產能、去庫存、去杠桿政策不斷推進，環境污染治理力度加大，在提高經濟發展質量的同時，也使得企業經營成本上升，債務負擔加重，部分企業未能實現成功轉型，經營困難甚至出現資金鏈斷裂，產生債務違約風險并向金融體系傳導。

　　從結構性問題來看，在“新興+轉軌”發展過程中，結構性失衡是我國經濟發展的顯著特征。低端產能過剩，高端產能不足，地區差別、收入分配差距過度擴大，以及金融市場內部的結構性失衡，都在嚴重阻礙著經濟的發展和社會的進步，金融的穩定基礎不牢。加之一些城市的房地產熱，帶動信貸投放的房地產化，積累的泡沫也給金融帶來不少隱患。

　　從體制機制問題來看，改革不到位也增大了我國金融體系的脆弱性。一是市場化社會化改革不到位，許多社會化成本向金融轉化。比如，僵尸企業長期難以退出，銀行信貸資產出現不良，社會穩定壓倒一切的要求下，對部分經營不善的國有企業仍然給予信貸支持；金融業的破產清算機制尚未建立，少數經營失敗的金融機構無法按市場規則退出。二是金融機構法人治理結構不完善，一些地方的法人機構尤其是農信社由于改革進展緩慢，體制機制未能根本轉變，不良率高，風險積累較多。三是金融監管存在缺失，一些領域存在監管空白，非法金融現象和灰色地帶金融活動時有發生，一定時期野蠻生長、問題突出。體制機制改革不到位，帶來金融監管和宏觀政策時松時緊，共振沖擊風險突出。

　　從輸入性風險來看，經過40多年的改革開放，中國已深度融入世界，與外部世界“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國內與國際共振增強，外部沖擊可能會帶來國內民眾心理預期、行為預期突然發生轉變。當前和今后一段時期，影響和威脅全球金融穩定的風險因素在增加，全球經濟增長的勢頭趨緩，特別是貿易保護主義抬頭，由美國挑起的經貿摩擦，對全球及中國宏觀經濟和金融市場造成負面影響。同時，美國等主要發達經濟體加息、縮表等貨幣政策“正常化”調整也可能引發全球流動性收緊，帶來國際金融市場的波動，產生的外溢效應可能會對我國金融穩定造成沖擊。

　　在改革和發展中防控金融風險

　　金融問題的產生與積累是隨著經濟問題相伴而來，金融問題也只能在推動經濟改革和發展的過程中才能得到解決。改革開放40多年實踐告訴我們，做好金融風險的防范化解工作必須堅持推動發展和深化改革，堅持走中國特色金融發展之路，堅持市場化改革方向、堅持金融對外開放，處理好穩增長與防風險、強化市場約束與維護金融穩定、推動金融創新與加強金融監管的關系。體制不改革，經濟不發展，金融風險不僅不能得到有效防控，相反會越積越多、越積越大。金融必須端正發展理念和服務方向，必須緊緊圍繞實體經濟，樹立正確的業務經營導向，才能得到穩健發展。金融與實體經濟是共生共榮的命運共同體，金融要與實體經濟同甘苦、共患難，銀企聯手，共渡難關，共享繁榮。

　　要堅持走中國特色金融發展之路。金融資本和金融企業天生具有逐利性，這就容易形成重點領域和關鍵環節金融資源投入不足，更難以滿足小微企業、弱勢群體和特殊群體的金融需求。如何強化商業性金融社會責任，同時完善針對國家基礎設施、基礎產業和支柱產業的政策性金融，大力發展服務于小微企業、弱勢群體和特殊群體的普惠金融，使商業性金融、政策性金融和普惠金融相互補充，共同構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金融體系的三大支柱，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完善探索中需要認真研究解決的大問題。同時，我國金融發展又必須堅持市場化改革方向。40多年的金融改革發展歷程，就是不斷推進市場化改革、更好發揮市場作用的過程。防范金融風險，需要尊重市場規律，不斷完善市場化激勵機制，重構市場化決策機制，更好發揮價格和競爭對于資源配置的引導作用。要進一步擴大金融的對外開放水平，在高水平雙向開放中提高我國經濟金融管理能力和防控風險能力，提升參與國際金融治理能力。

　　為此，關鍵是要處理好三大關系：一是處理好穩增長與防風險的關系。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實體經濟健康發展是防范化解風險的基礎”。只有著力穩定經濟，才有條件穩定金融，這里的關鍵是強化宏觀政策的逆周期調節作用，把握好調控政策的節奏和力度，防止經濟出現大起大落，確保經濟運行在合理區間。要防止單純為了防范金融風險而傷害實體經濟，更不能單純從金融的角度去考慮風險防控。只有把金融放在實體經濟的大局中，找準著力點，促進經濟發展壯大，金融才能實現自身穩定。二是處理好強化市場約束與維護金融穩定的關系。這里的關鍵是任何時候都要把市場約束機制挺在前面，充分發揮市場競爭中優勝劣汰機制的作用，形成市場準入和退出的常態化機制，打破剛性兌付，堅決處置失敗企業包括失敗的金融機構，淘汰落后產能，不能為了一時的穩定而放棄市場優勝劣汰機制，放棄市場規律。三是處理好推動金融創新與加強金融監管的關系。金融創新是金融發展的動力，金融創新必須符合我國國情，形成中國特色的金融創新路徑。金融監管必須到位，逐步建立嚴密的、審慎的監管制度和內控制度，及時更新金融監管理念，提高金融監管能力，為金融創新提供有利條件和根本保障。但對于不當創新、過度創新等行為，要加強監管，及時發現、及時制止；對于假創新、偽創新現象，要及時揭露、及時查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