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審編輯：牛樂耕
責任編輯：李士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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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點提示
●在以智能為特征的信息時代，誰搶占了新一代人工智能技術發展的制高點，誰才能掌握國家安全的“命門”。
●不應盲目地認為人工智能可以“包打天下”，要保持戰略清醒，用科學的眼光審視人工智能在軍事領域的運用。
●人工智能是原創性大工程，必須從基礎做起，始終把基礎理論研究、基礎算法創新、關鍵元器件研發和高端人才培養放到優先發展的位置。
習主席指出：“人工智能是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的重要驅動力量，加快發展新一代人工智能是事關我國能否抓住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機遇的戰略問題。”搶占人工智能技術發展的制高點，是一次前所未有的重大挑戰，也是一次前所未有的歷史機遇，能不能抓住這個千載難逢的歷史機遇，關乎國家的前途命運，關乎人民的美好生活，也關乎未來戰爭的勝負。應堅持用歷史的、發展的、辯證的眼光看待人工智能技術在軍事領域的運用，切實認清其戰略價值，積極搭建框架、制定規劃、明晰方向，夯實戰略基礎，推動人工智能技術在軍事領域不斷創新發展。
認清戰略價值
人工智能在軍事領域的運用，正推動戰爭形態從機械化向信息化智能化加速轉變，戰爭的“制權觀”將發生深刻變化。機械化戰爭時代，“制空權”“制海權”“制電磁權”主宰戰場；信息化戰爭時代，“制信息權”“制腦權”和“制智權”將主宰戰場。面向未來，誰擁有信息優勢，誰就能握有作戰勝勢；誰具有智能制權，誰就能控制戰場；誰控制了作戰對手的認知領域，誰就能不戰而屈人之兵。同時，也不應盲目地認為人工智能可以“包打天下”，要保持戰略清醒，用科學的眼光審視人工智能在軍事領域的運用。科學回答在不同的發展階段，人工智能能夠做什么，能夠做到什么程度，還有哪些需要人類智能與人工智能深度融合才能做得更好。
抓住戰略機遇
發生于20世紀三四十年代的第三次技術革命距今已有80多年，其間，以信息技術為代表的重大創新不斷涌現，人類社會正全面走向信息時代。當前，世界科技正處在革命性變革的前夜，在21世紀上半葉出現新的科技革命的可能性極大，尤其是人工智能正處于從弱人工智能向強人工智能重大突破的歷史關口。我們如果錯過這個戰略機遇，很可能會落后一個時代。近代以來，我們錯過了第一、第二次技術革命的歷史機遇，古老的中國飽受“落后就要挨打”的恥辱和苦難；現代以來，我們在第三次技術革命中奮起直追，利用后發優勢快速發展，正在走向世界舞臺中央；當前，新一代人工智能技術發展的歷史機遇正向我們招手，我們比歷史上任何一次技術革命都更具備基礎和條件。可謂是“萬事俱備，只欠東風”，這個東風不能靠別人，只能靠自己。必須丟掉一切幻想，消解一切疑慮，排除一切障礙，堅定地搶占歷史先機。
搭建戰略框架
新一代人工智能技術發展是一項宏大的戰略工程，首先要搞好頂層設計，從全局上把握方向，立起框架，明確路線。這既是一個統一思想，凝聚共識的大事，也是一個認準方向，打牢基礎的要事，必須擺在首要位置，按照綜合集成的要求，著力抓好三個方面：
立起“四梁八柱”。結構決定功能，從分析體系結構入手，瞄準總體布局，提出發展重點，勾畫軍事領域人工智能技術建設的結構體系圖譜，奠定構建軍事領域人工智能技術建設發展的戰略基礎。
構建戰略布局。需求牽引建設，從分析軍事需求入手，明確軍事領域人工智能技術發展的任務要求，理清體系架構，找準相互關聯，勾畫軍事領域人工智能技術建設的結構關系圖譜，構建具有開放特征的人工智能技術建設發展的戰略布局。
規劃戰略藍圖。方向引領路徑，從分析發展方向入手，提出軍事領域人工智能技術發展建設路線圖，找準歷史方位，設計發展階段，勾畫軍事領域人工智能技術建設的發展路徑圖譜，描繪軍事領域人工智能技術建設發展的戰略藍圖。
制定戰略規劃
軍事領域的人工智能建設發展，是一項長期的戰略任務，必須搞好戰略籌劃。應參照國家《新一代人工智能發展規劃》，抓緊制定軍事領域人工智能技術發展專項戰略規劃，對人工智能的地位作用做出戰略判斷，對人工智能發展趨勢做出戰略預測，對人工智能發展重點做出戰略部署。像20世紀五六十年代發展“兩彈一星”一樣推進國家戰略工程。要認識到，在以智能為特征的信息時代，誰搶占了新一代人工智能技術發展的制高點，誰才能掌握國家安全的“命門”。在制定規劃時，應找準我軍人工智能發展的歷史方位，認清我們在信息化戰爭領域的實踐差距，預見到新一代人工智能對未來戰爭產生的顛覆性影響。制定規劃首先是一場思想觀念的革命，必須防止戰爭觀落后，防止作戰手段出現代差。思想觀念更新了，才能使戰略規劃瞄準未來、推動創新、引領發展。
確定戰略方向
選擇軍事領域人工智能技術的發展方向，既要遵循人工智能發展的一般規律，又要順應人工智能技術服從服務于戰爭的特殊規律。力求集科學家、軍事理論家和指揮員為一體，打通從作戰實驗室到演習場再到戰場的通道，集智打好三個層次的攻堅戰。
第一個層次，突破戰爭的不確定性壁壘。戰爭是不確定性的王國，尋找解開戰爭不確定性的科技鑰匙，可考慮從多個方向突破。比如，運用感知智能技術解決戰場情況掌握的不確定性，既要運用科技手段撥開“戰爭迷霧”，又要研究智能化戰爭新的“數字迷霧”“網絡迷霧”和“認知迷霧”，力求使戰場更加透明，信息更加通暢，數據更加精準，盡可能從戰場感知層面減少戰爭阻力。再比如，運用認知智能技術解決戰場情況變化的不確定性，建立作戰情況數據庫，搭建作戰情況處置模型，尋求隨機應變的智能方案。
第二個層次，突破作戰籌劃的非結構性壁壘。非結構性問題是戰略戰役籌劃必須攻克的難題，可考慮組織聯合攻關會戰，通過數據驅動與算法驅動的結合、生物工程與認知科學的融合、人類智能與人工智能的聚合，搭建指揮決策模型，運用智能手段解析非結構性問題，打造戰略級和戰役級的作戰規劃系統。可考慮分為兩個階段推進：初級階段，從指揮員主導入手，運用作戰籌劃軟件和大數據、云計算功能，實現指揮團隊在線作業，聯合制定作戰計劃；高級階段，根據強人工智能的發展狀況，構建人類智能與人工智能一體化的作戰規劃系統。
第三個層次，突破指揮員個性的壁壘。指揮員的特色之一就是具有鮮明個性，可考慮構建指揮員個性特征模型，從分析指揮員個性入手，深入探索指揮員的意識、情感等個性特征，分析數據研究規律。也可考慮從生物工程和仿生工程融合入手，用人工智能的科技火炬點亮指揮藝術之光，針對作戰雙方斗智斗勇的活力較量，解開不按規矩出牌的扣子，掌控應對戰場變局的主動權。
集聚戰略力量
新一代人工智能技術發展是一個世紀工程，需要舉全國之力、聚多學科之智。可結合實際情況構建聯合作戰的大團隊，團隊里既要有自然科學家，也要有社會科學家和作戰指揮人員。要把對戰爭本質的認知融入作戰模型和算法，需要哲學家和軍事家；要把戰爭法規和倫理道德融入作戰模型和算法，需要法律專家和倫理學家；要把作戰理念和制勝機理融入作戰模型和算法，需要軍事理論家和作戰指揮員；要把作戰規則和作戰方法融入作戰模型和算法，需要作戰指揮員和戰斗員；要把人工智能融入作戰籌劃和指揮控制，需要算法創新突破和生物工程的創新突破，需要作戰數據、作戰模型和作戰規劃的整體關聯，還需要感知智能、認知智能和決策智能的深度融合。
夯實戰略基礎
人工智能是原創性大工程，必須從基礎做起，從原創起步。基礎不扎實，肯定走不穩；原創不突破，肯定走不快。應始終把基礎理論研究、基礎算法創新、關鍵元器件研發和高端人才培養放到優先發展的位置。作為一項宏大的工程，需要一批有志向的科技工作者，牢記報國使命，培育甘愿“長期坐冷板凳”的志向情懷，潛心從事“數十年磨一劍”的原創性基礎研究。需要徹底擺脫功利主義的影響，只認事業，不認名利；徹底擺脫浮躁風氣的影響，靜心篤志，耐住寂寞；徹底擺脫形式主義的影響，少做虛功，專務實事；徹底擺脫“官本位”的影響，追求科學，不求官位。科學家應抱定科學精神，擦亮“實事求是”的思想底色，切實做到不唯上、不唯書、只唯實。同時，一方面要大力弘揚科學家的奉獻精神，另一方面還要努力為科學家創造良好的科研環境和生活環境。不能讓科學家既辛苦又清貧，要讓科學家真正被全社會尊重，讓科技之光照亮人類社會。
呼喚戰略大師
任何世界級的戰略工程，都需要科技帥才領軍。回顧20世紀五六十年代，我國能在一窮二白的基礎上，創造“兩彈一星”的奇跡，靠什么？一靠黨和國家領導人的戰略決心，二靠舉全國之力的制度優勢，三靠以錢學森為代表的戰略科學家的引領，四靠具有戰略素養的將帥統領。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我們要推動新一代人工智能技術在軍事領域創新發展，迫切需要大師級的戰略科學家。這是時代的呼喚，也是事業的需要。雖然人工智能在軍事領域的運用是一項嶄新的事業，但也應該看到：指揮與控制領域的學科建設和指揮信息系統的實踐活動，經歷數十年、幾代人的不懈探索，已經具有創新突破的良好基礎。面對新的起點，應該從事業發展出發，合力推出指揮與控制領域的戰略科學家。所謂的戰略科學家除了具有深厚的科技素養和戰略管理能力之外，至少還應具備三個方面的素質：一是要有一顆光明的心，具有忠誠之心、哲理之心、家國天下之心；二是要有戰略素養，具有觀大勢的素養、把方向的素養、統全局的素養；三是要有大師的風范，具有海納百川的風范、擔當大任的風范、為人師表的風范。
習主席強調：“在移動互聯網、大數據、超級計算、傳感網、腦科學等新理論新技術驅動下，人工智能呈現深度學習、跨界融合、人機協同、群智開放、自主操控等新特征，正在對經濟發展、社會進步、全球治理等方面產生重大而深遠的影響。”我們必須認清人工智能的戰略價值，打造強軍安邦的國之重器；必須把握人工智能的時代特征，統籌面向未來的戰略布局；必須明晰人工智能的發展方向，掌握搶占先機的戰略主動。加快推進軍事領域人工智能技術的趕超步伐，實現具有決定意義的“彎道超車”，這是建設世界一流軍隊的關鍵一招。面對人工智能吹響的進軍號角，開啟新時代，迎接新挑戰，奮斗新征程，讓我們攜起手來共同創業奮斗，迎接勝利明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