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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南湜《光明日報》（2019年08月12日15版）
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明確提出了“人與自然是生命共同體”“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積極培養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共同體”話語和命題，具有著深刻的哲學意蘊。這些命題對于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具有極其重大的意義，開啟了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的一個全新視域。這里試對這一“共同體”命題加以分析闡釋，以期能夠加深對其重大意義的理解。
三種“共同體”的話語和命題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人與自然是生命共同體，人類必須尊重自然、順應自然、保護自然。人類只有遵循自然規律才能有效防止在開發利用自然上走彎路，人類對大自然的傷害最終會傷及人類自身，這是無法抗拒的規律。”因此，必須“堅持人與自然和諧共生。建設生態文明是中華民族永續發展的千年大計。”習近平總書記還指出：“中國共產黨是為中國人民謀幸福的政黨，也是為人類進步事業而奮斗的政黨。中國共產黨始終把為人類作出新的更大的貢獻作為自己的使命。”并因此而呼吁：“各國人民同心協力，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建設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榮、開放包容、清潔美麗的世界。”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央民族工作會議上的重要講話中強調：“加強中華民族大團結，長遠和根本的是增強文化認同，建設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園，積極培養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
“人與自然是生命共同體”“人類命運共同體”“中華民族共同體”三種“共同體”話語，對應著上述三種關于“共同體”的命題。
值得注意的是三種“共同體”話語及命題的同一與差異之處。一方面，三種“共同體”之間有著內在同一性，即它們所強調的是其組成部分或成員之間的整體性、和諧性，無論這種整體性、和諧性是一種客觀存在狀態還是一種價值目標。另一方面，三種“共同體”之間的差異則體現在用來修飾“共同體”的限定詞的差異上：一是“生命”+“共同體”，一是“命運”+“共同體”，一是“民族”或“中華民族”+“共同體”。“生命共同體”所意謂者，乃是人與其所生存于其中的自然之間血肉相連、休戚與共的共生關系，在某種意義上它所指的是自然性的、永恒性的存在；“命運共同體”所意謂者，乃是伴隨經濟全球化進程而帶來的各國之間命運相關性，是近代以來歷史地形成的；而“中華民族共同體”則介于兩者之間，中華民族作為一種歷史的形成，自然具有歷史性，但由于這一歷史時段長達數千年之久遠，且又在一個共同的地理空間中展開，因而又在很大程度上具有某種自然性，從而使得這一共同體成員之間亦具有血肉相關、休戚與共的準自然性、準永恒性。
進而，這三種“共同體”話語依據其成員之間關系的差別，又可分為兩大類：一是人與自然之間的生命共同體關系，二是人與人之間的命運共同體關系。因而對于這不同關系，也用了不同的動詞加以描述。關于人與自然之間的共同體關系，所用的是一個“是”字，它所表明的首先是一種客觀實在的事實，即人與自然之間在客觀上便是血肉相連、休戚與共的共生性存在體。然而，既然所謂客觀事實判斷都是由人作出的，那就同時也包含著某種價值意蘊，亦即在某種意義上也是一種價值判斷。就此而言，這里的“人與自然是生命共同體”之“是”，便含著這一推論：既然人與自然休戚與共，那么，作為人類便必須將像愛護自身生命一樣愛護自然，即要求人類以維護這一生命共同體為價值理想，為此，便“必須尊重自然、順應自然、保護自然”。
而關于人與人之間的命運共同體，所用的則是“建設”“培養”和“構建”。這意味著這一類關系盡管有著客觀的歷史條件為前提，但同人與自然之間的關系不同，是人類通過自身的活動歷史地建立起來的。進而，“中華民族共同體”與“人類命運共同體”這兩種共同體的區別就在于：前者是基于中華民族數千年的歷史發展而構成的客觀的歷史性存在，因而是在既有存在的基礎上的“建設”和“培養”；后者則主要是基于經濟全球化歷史進程所展示的人類共同命運之前景，即“沒有哪個國家能夠獨自應對人類面臨的各種挑戰，也沒有哪個國家能夠退回到自我封閉的孤島”，而提出來的努力方向，因而所用的描述詞語是“構建”。
這樣，我們便有了三個由內到外同心圓式的“共同體”話語和命題，而這無疑是中國化馬克思主義在充分把握當代中國與世界發展的基礎上提出的創新性哲學思想。
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之新視域
這一“共同體”思想是對經典馬克思主義有關思想的創造性發展。
關于人與自然的共同體關系，馬克思寫道：“在實踐上，人的普遍性正表現在把整個自然界——首先作為人的直接的生活資料，其次作為人的生命活動的材料、對象和工具——變成人的無機的身體。自然界，就它本身不是人的身體而言，是人的無機的身體。人靠自然界生活。這就是說，自然界是人為了不致死亡而必須與之不斷交往的、人的身體。所謂人的肉體生活和精神生活同自然界相聯系，也就等于說自然界同自身相聯系，因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馬克思的上述論述亦是一種人與自然的共同體思想。但在馬克思所處的時代，工業革命正在蓬勃發展，馬克思也對借助于科學改變世界，從而解放人類，充滿信心和期待。然而，一個多世紀之后，工業革命的發展所帶來的不僅是極大地造福于人類，同時也帶來了危及人類生存的生態危機。因此，對于經典作家關于人與自然關系的論斷在新時代條件下予以新的闡釋和發展，將保護自然當作社會發展的頭等大事，便成為必須之事，而只有與時俱進地發展經典作家的有關思想，才能夠更好地堅持和發揚光大這一思想。
關于人與人之間的共同體關系，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曾寫道：“各民族的原始封閉狀態由于日益完善的生產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間的分工消滅得越是徹底，歷史也就越是成為世界歷史。”而關于未來人類社會之前景，馬克思恩格斯則預言道：“代替那存在著階級和階級對立的資產階級舊社會的，將是這樣一個聯合體，在那里，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的自由發展的條件。”然而，現實歷史的發展卻是社會主義革命首先在俄國一國獲得勝利，然后在中國等資本主義欠發展的落后國家取得成功。而這就意味著，社會主義革命可以在一國或數國率先成功，但不會如馬克思恩格斯先前所設想的那樣，國家會在社會主義革命成功之后趨于消亡，而是還會長期存在。因此，對于社會主義民族國家而言，加強民族共同體的建設便成為題中應有之義。同時，對于世界而言，隨著經濟全球化的發展，各個國家之間的共同利益關聯日益增多，面對全球性問題，必須通過共同協商。因而，中國順應時勢，展望未來，作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之倡導，也正是發展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必需之事。
中華民族價值理想之現代重構
這一“共同體”思想并非只是基于時代情勢對經典馬克思主義的發展，同時也是對中國傳統哲學思想，特別是儒家哲學傳統“天人合一”“民胞物與”“四海之內若一家”等思想的弘揚和發展。而這無疑是在新時代條件下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的推進，同時也是對中華民族價值理想的現代重建。
與希臘或基督教文明中那種超越了家族基礎的城邦或教會共同體不同，基于血緣關系的“家”之共同體觀念在中華民族傳統思想體系中具有根本性的重要意義，可以說，中華民族的全部價值觀念都是奠基于“家”這一共同體觀念之上的。人們通常認為“天人合一”乃是中國哲學之基本理念，但這一“天人合一”觀念須從“家”之觀念去理解，方能顯示出其與西方哲學觀念的實質性不同。就此而言，宋代大儒張載在其《西銘》中所表述的“民吾同胞，物吾與也”的觀念，可以說將儒家的“天人合一”理想以一種極具中國特色的方式表達出來。這一“民胞物與”的社會理想，是國人基于自身的切己生活，即基于對親密的家人親情關系的理想化放大而構想出來的，因而可以說是國人價值理想的最切近表達。它所指涉的正是一種將人與人，甚至人與物之間的關系視為親友共同體的意象。
基于“民胞物與”之意象，方能更為深刻地理解上述三種“共同體”話語和命題。首先，“人與自然是生命共同體”這一命題可以說是對物吾與也”的發揮與提升，所意謂的便是“物”或“自然”是人之友，且物與人構成了“同胞”式的“生命共同體”。進而，不僅中華民族這個大家庭是血肉相連的“同胞”關系，即便是遠隔千山萬水的世界各國，也在經濟全球化迅猛發展的背景下，具有命運相關的客觀內涵，從而也就要求人類在行動上適應這一形勢而構建起現實的“命運共同體”。
這樣一來，這三種“共同體”話語和命題就把“民胞物與”這一中華民族傳統的共同體觀念提升到了一個新的高度，為中華民族和世界各國的未來發展提供了一個具有重大價值的理念原則。
（作者：王南湜，系南開大學哲學系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