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浙江師范學院教授，博導，教育部特聘教授 張法

　　中國文化的演進中，不像希臘文化那樣從重血緣的部落氏族社會升級為輕血緣的城邦公民社會，而是在保留血緣之家的基礎上，進行文化升級。從村落血緣一“姓”，到數姓聯合之“氏”，再到多姓聯合之“國”，終至一姓為王、統合百姓眾族的天下王朝。在這樣一個既保留血緣基礎，又實現文化不斷升級的社會中，“家”成為中國文化的基本單位，由“家”而來的觀念，成為中國文化的基本單元。

　　“家”，從甲骨文的、、、、到金文的，再到篆隸楷書，基本上為“宀（室）內有豕（豬）”，字中內蘊中國文化從原始到理性演進的內容。

　　在遠古時代，東西南北中各族互動，以西和北為主的馬牛羊，與以東和南為主雞犬豬，進行著多種多樣的文化競爭和文化融合。馬牛羊雞犬豬怎樣進入到文化的具體結構中，又最后定位在怎樣的文化位置上，是一個復雜曲折的故事。

　　薄吾成、王仁湘講過，在七八千年前，豬骨骸在東西南北中的重要遺址中都有分布，如西北的大地灣、東北的興隆洼、河南的裴里崗、河北的磁山和北辛、東南的河姆渡、西南的甑皮巖……在《莊子·大宗師》里，以豬為形象的“豨韋氏”，排在伏羲氏之前，其特征是“以契天地”。唐代學人成玄英和清代學人王先謙都說，豨韋氏為遠古帝王。漢武帝原名劉彘，突出了與豬的關聯。馮時說，作為天上帝星的北斗，以豬的形象出現過。《山海經·北次三經》講二十四神，其中十四神“彘身而載玉”，十神“彘身而八足蛇尾”。《山海經·東山經》有“鳙鳙之魚，其狀如犂牛，其音如彘鳴。”如此等等，顯示出豬曾以多種方式和多種組合，進入神怪的形象體系之中。

　　若不從神話觀念而從現實形象來講，有三大內容使豬得到人們的重視：其一，豬因生殖力強（色）和消化力好（食）而得到崇拜，古代把性欲旺盛之人比成婁豬艾豭，把食欲旺盛的人喻為封豕；其二，豬與牛羊一道作為人的貴重主食，在生產生活結構中占有重要地位，牛羊在野外放養，豬在家中圈養，與象征房屋的“宀”有緊密關聯，且在一些族群中成為財富的外在表征形式之一；其三，豬與牛羊一道作為祭品或單獨祭品，成為人神溝通的重要媒介。

　　這就可以理解在時間悠長、空間廣闊的遠古時代，豬的形象在陶器、玉器、青銅器上，以多種多樣的方式出現。而文字上的房屋空間里的豬的形象，要在祖廟成為文化儀式中心之后才產生。

　　姜亮夫說：、、、，都是遠古時代崇拜祖先的廟。其實第一字，還是以與天地互動為主的亜形之壇臺；第二字以下，方演進為祖廟。《尚書帝命驗》注透出這方面的信息：“唐虞謂之天府，夏謂之世室，殷謂之重屋，周謂之明堂，皆祀五帝之所也。”鄭玄注《周禮·考工記·匠人》曰：“世室，宗廟也。”

　　夏代的世室以后，皆以祭祖為主，但仍有祭天地的內容。《明堂月令》講周公時的明堂：既有上帝和五帝的位置（這是壇臺的主要功能），又有祭祀作為祖系的文王（這是祖廟的主要功能），還是“明諸侯尊卑”的“布政之所”（這是后來宮殿的主要功能）。《尚書帝命驗》追述遠古時的明堂，是一個以天地為主而兼祖宗，到以祖宗為主而兼天地的過渡階段。后來的明堂究竟應是怎樣，則成一學術公案。

　　從推測而言，明堂之“堂”乃后來的宗廟，明堂之“明”乃宗廟前的空地，以可見的日月（明）體現人與運轉中的天地互動。以祖廟為中心、內蘊祖先神的地位得到提升，家的觀念得到強調，這一點對中國文化甚為重要。

　　結合古字詞義、歷史文獻、理論邏輯，由壇臺中心到祖廟中心的演進，主要從三個字中體現出來：宗、廟、家。

　　“宗”，把曾經與天地祖互動“示”型的“中桿”，微縮為“牌位”（示），放到屋子（宀）里，而放牌位的大屋子，就是作為祖廟的“宗”。當中桿變為牌位時，祖先神在族群中的地位得到提升，祖廟在祭祀體系中的地位得到提升。在宗里，用“示”來重新組織以祖先為核心的神學體系。

　　姚孝遂、肖丁說，卜辭的“示”，指先王的廟主。楊升南說，卜辭的“示”，即近代人們所稱的“神主牌”。屋宇中心的祭祀體系之“示”，把天地四方神靈都納入到以祖先為核心的體系之中，這是繼承的一面；同時，又以祖先為核心編織一套新的祭祀體系，這是創新的一面。

　　陳夢家、晁福林、朱鳳瀚等學人都講過，示是一種以祖先祭祀為核心的體系，在祖先祭祀上，形成按先王的時代先后，而產生大示、中示、小示的體系。大示指時代較早的先王，中示指居中的先王，小示指近代的先王。這里顯示了兩個要素：其一，祖先天地一體；其二，祖先自身展開為一個體系，大示，中示，小示，與之相應，祭祀這些先王的建筑稱為宗，于是有大宗、中宗、小宗之分。

　　祖廟建筑的名稱，殷人為“宗”，周人為廟（廟）。“廟”字的核心是“朝”，其甲骨文為：、、。羅振玉、王國維、徐中舒都說，是日月共顯于草木中，且是“月未落而日上”，突出運行之態。王玉哲說，“朝”最初是，經過省化，成為只有日月形象的、（明），但非靜態的明亮之（明），而是突顯動態的“朝”。

　　這個“朝”，合于先秦文獻所講的“神明”之明，也合于虛靈化的“神”和虛靈化的“天”。周人就是把這個用日月運行來象征的虛靈化的天，放進屋宇（廣）中去，而成為“廟”。廟的觀念基礎雖然是虛靈化的“天”，但天的直接體現又是神圣的祖先。

　　對祖先的祭祀活動又叫朝，引而申之和擴而大之，周王在祖廟里舉行的重大行政活動也叫朝。如《王制》曰：“天子無事（鄭注，事謂征伐），與諸侯相見曰朝。”這表明，在祖廟里進行的活動，與天地日月運行一樣是神圣的。因此，“朝”也與宗、宮等詞匯一樣，可以用來稱祖廟。

　　如此，周人之廟，一是體現了一種新的以“天”為核心的神靈體系；二是體現了祖先與這一神靈體系的新型關系；三是體現了一種宗廟的新形態。以“廟”為核心的周代宗廟體系，和以“宗”為核心的商代宗廟體系，從建筑體系（內蘊政治體制內容和意識形態內容）上看，其區別體現在宗廟體系的秩序化和結構化上。

　　殷商祖廟，最初以眾祖先合祭的合廟為主，后來每一祖可以有單體的廟，這樣不但廟數眾多，而且不同的單體之廟如何安排成有序整體，少有統一規劃。這與殷商世系并無直系旁系的嚴格區分、王位繼承也在父子相繼和兄弟相繼之間不定的政體相關。

　　而到了周代，既有直旁嫡庶之分，又有嫡長子繼承制，祖廟也就有了秩序化的形態——太祖居中，左昭（祖孫為昭）右穆（子玄孫為穆）。在天下等級上，天子七廟，諸侯五廟，大夫三廟，士一廟。這樣，由分封制把京城的基本結構遍布天下，又由等級制把城邑中心的祖廟結構秩序化。

　　周代的天子、諸侯、大夫、士各等級，都有各自的祖廟。中國的大一統，體現為從中央到四方，祖廟廣布的宗廟-政治-社會結構。《正字通》說：“居其地曰家。”廟是地的核心，因此，廟-家-人可相互借代。朝廷可稱王家、帝家、公家，天子可稱天家，大夫之家是這一祖廟分層結構的基礎，因此中國文化的基礎是家文化。

　　從夏商周演進到秦漢大一統，宗廟收歸象征天下的天子帝家，對于百姓眾族，家從本來“廟家人地”一體中分離出來，成為以人為主的家庭-家族-宗族。然而，在先秦以來理性化的文化中，家仍然是中國社會結構的基礎，仍然是中國文化觀念的基礎。

　　以我的“已身”展開來的三族（父族、母族、妻族）、六親（父、母、兄、弟、妻、子）、九族（高祖-曾祖-祖父-父親-己身-子-孫-曾孫-玄孫），構成中國之家的基礎。在這一基礎上形成的上下尊卑、近遠親疏的關系情感，是中國文化中人際觀念的基礎。由家的秩序觀念形成認知模式，由家而社會而國而天下，構成了中國文化中我與人的關系、我鄉與他鄉關系。由于人我關系是由家外推，所以，中國的人際關系既以愛為主、以和為主，又因親疏而有分別、有先后。

　　在中國文化以家為基礎的觀念中，要保持社會和諧，就是將之視為一家，這從社會稱謂上也能體現。爺爺、奶奶、叔叔、阿姨、哥、弟、姐、妹等親屬稱呼，被運到非親屬的人身上，與西方直接稱人名字形成對比。桃園結義、納為義子、賜予皇姓，都是以把非親之人變為親人，達到結成緊密關系的目的。一些表示關系好的詞匯，如親密、親近、親切、親熱……邏輯前提都是將之視如親人，與外人不同，使之得到親人一樣的待遇。

　　中國的家文化以及由之而來的觀念體系，幾千年來形成了與西方的公民文化和印度的種姓文化的不同特點。由家文化而來的至今猶存的種種現象，是正走向文化現代化和全球一體化的我們，應當深入思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