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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朱璐《光明日報》（2019年08月26日15版）
傳統的儒學研究主要集中在儒家道統、心性、義理、禮樂等問題研究，注重從思想史梳理、范疇詮釋、文本注疏等研究范式，對以上問題域逐次展開。對于儒學的現代發展問題，儒學學者在中西文化比較視野下取得了較為豐碩的成果。值得一提的是，近年來儒家政治哲學研究頗成氣候，然而從經濟哲學視閾研究儒學精神，發掘儒學與市場經濟發展內在相關性的研究，尚未成體系。就目前國內儒商精神研究狀態而言，儒商實踐走在了理論研究的前面。企業家運用儒商精神管理企業，收獲了巨大的成功，而儒學理論界對于儒商精神問題的正視，尚有待進一步提升。
改革開放40年來，伴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深度發育，儒學與企業文化的聚合研究，已經受到企業家和管理學界的高度關注。商業行為的研究，需要人性論的詮釋基礎，需要了解并分析交易行為中的心理、情感因素。儒商精神研究兼具經濟理性與道德情感的特性，具有重大的理論開拓空間。從儒學到儒商，是儒學知行合一、經世致用精神的內在發展要求。《史記》載：“子貢一出，存魯，亂齊，破吳，強晉而霸越。子貢一使，使勢相破，十年之中，五國各有變。”子貢是以儒行商、立達天下的典范。不唯子貢，陶朱公范蠡亦是仕則入相、商則天下富的杰出賢才。“端木遺風、陶朱事業”流芳千年，澤被徽商、晉商等歷代商幫，是中華儒商精神的寶貴遺產。徽商的開拓人物，多為習儒而后經商者。他們以儒家誠信理念為本、注重提攜扶助家族血親、注重反哺鄉學，打造了中國歷史上集商、耕、讀、醫為一體的獨特家風文化。晉商代表喬致庸置信、義于利之先，以誠為本、格局博大、視野廣遠，以“匯通天下”之志奠基了晉商的海內外金融體系，對中國近代金融體系的發展影響深遠。可見，儒商精神，是華商文化的主干之一。當下推進儒商精神研究，應注重對以下問題的考量：
義利關系
義利關系，是儒商精神研究的核心命題之一。聚焦儒商精神研究的首要問題，就是結合當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新發展，重新詮釋義利關系問題。對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背景下新型義利觀的內涵，習近平總書記作出了精辟論述，突出了“義以生利”的價值取向：義，反映的是我們的一個理念，共產黨人、社會主義國家的理念。利，就是要恪守互利共贏原則，不搞我贏你輸，要實現雙贏。2014年7月4日，習近平總書記在韓國國立首爾大學發表的重要演講中，談及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的義利觀時指出：倡導合作發展理念，在國際關系中踐行正確義利觀，“國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也。”
可見，習近平總書記將“義”提升到了國家精神理念、國家行為品格的高度。義，是指導“利”發展的精神動力和原則，它關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良性發展、國際關系秩序的良性建構，代表著中華民族精神思維的厚德傳統，是中國方案走向世界的核心價值理念之一。當下儒商精神研究關于義利關系的討論，須融入以上新思想、新元素。商無不逐利，但何以逐利、以何逐利、逐利為何？其間所發生的動因、方式、標準、目的、成效，體現的是一個企業家的行為水準和修為境界，是評判一個企業家是否為儒商的重要標準。
良知與經濟秩序的建構
對儒商精神進行經濟哲學追問，須回應經濟正義問題，可以拓展研究的主題有：儒家良知理論與經濟正義、儒商倫理與社會經濟正義秩序的建構、儒家經濟正義的內涵與外延等。其中，良知與經濟秩序的建構問題，是儒家經濟正義的核心問題。
當今國際經濟秩序的建構，應當從“零和”走向“和合”。零和思維，在西方國家經濟發展的叢林階段，有其一定的合理性。商業的發展，有非此即彼的殘酷一面，這是天然的。然而伴隨著互聯網、物聯網、區塊鏈等科技革新，商業共享、共贏的時代特性愈發明顯。商業競爭的結果并非僅僅是非此即彼、一方消滅另一方，還有雙方攜手共進成為新生體，從而發揮更為積極的作用、走向更為廣闊的空間。新時代，我們應當擁有更具未來視野的合作共享智慧。從“零和”走向“和合”，是世界商業文明走向更高發展層次的需要、也是人類商業智慧走向更高層次的體現。和合不是無原則地任意混合，而是求同存異、美美與共。承認差異、接受差異，尋求共贏空間。當今世界經濟發展，財富的相對論已經超越了傳統意義上的財富絕對論，資源的有限性、空間的有限性在某些領域已經與共享科技合理對接，財富的廣度因為科技的發展而被二次開拓。
市場經濟關于人性哲學的預設，應當從“同情”（同感）走向“良知”。一方面，我們要充分正視《道德情操論》、“同情”理論在亞當·斯密經濟秩序詮釋體系中的根本性地位，同時也要看到同情心詮釋可能會遇到的問題，即這些“自然的傾向”，“除了看到他人的幸福時所感到的快樂外，別的一無所獲”。如何從這種同情的心理活動轉變為持之以恒的利他行為？這就需要一種更為完整的人性詮釋體系；一個兼具內在情感又兼具外在道德約束的自然自覺準則。儒家良知理念，可資借鑒。良知，作為一種與生俱來的天賦德性，是人之成為人的本體論倫理規定。儒家的良知說有著清晰的道德是非觀和從善去惡的道德行為路徑，具有較強的詮釋力。
儒商精神研究的歷史發展與現代轉化
儒商精神研究的現代化問題，應當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深度發育和中國文化的近現代轉型兩個維度進行雙向度考察，在某種意義上說，后一向度的考察，即將儒商精神研究的開展，視作一種文化現象，而不僅僅是商業發展需求，更加契合儒商精神的內在氣質。開展儒商精神研究，就是要精準切入中國當前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實際，賦予儒商精神以新內涵，既要看到傳承的連續性，又要看到當下轉換的本質不同。這種不同在于，應將儒商精神視為當代中國商業文化繼承民族優秀商業文化傳統，從而構筑一種從歷史走向未來的新商業文化體系。應注重將這種精神上升到文化自我認知的高度，即，儒商精神研究不僅僅是商業文化、企業文化、經濟學理論發展的需求，亦是中國傳統文化融入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文化發展需求，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實現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的重要方面之一。
面對當今全球經濟、金融體系的失序狀態，西方經濟學所呈現的解釋乏力，呼喚著理論界重視東亞商業文明思想，彌合中西，交融共鑒。儒商精神，是儒家文化圈共同向世界奉獻的商業思想財富。有專家認為，在二戰后的日本、韓國、新加坡、馬來西亞等國家的經濟發展進程中，儒學起到了重要的調節與引導作用。日本的部分百年品牌企業，韓國、新加坡、馬來西亞的一些家族企業，有著豐富的儒商實踐經驗。儒學強調的和諧、集體、合作發展理念，是東亞企業文化的精神內核。儒學重民本、崇正義、尚和合，將儒家文化的這些積極特性與現代市場商業倫理相結合，對儒學乃至世界商業文明發展都有重大意義。
2017年1月，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了《關于實施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傳承發展工程的意見》，《意見》指出要把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內涵更好更多地融入生產生活各方面。用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精髓涵養企業精神，培育現代企業文化。同年9月，《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營造企業家健康成長環境弘揚優秀企業家精神更好發揮企業家作用的意見》指出：企業家是經濟活動的重要主體。應總結優秀企業家典型案例，強化優秀企業家精神研究，支持高等學校、科研院所與行業協會商會、知名企業合作，總結富有中國特色、順應時代潮流的企業家成長規律。就涵養企業家精神世界而言，儒商精神重視義利相生、居敬守誠、執中秉和、扶危濟眾的價值情懷，對于培育企業的文化品格，涵養企業家的精神世界，有著極為重要的理論價值和實踐意義。儒商精神貫通著企業家對理財之術與天地之道的體認、對市場成敗與心靈智慧的練就、對財富本質與人生意義的覺解等諸多生命體念，要求企業家將“誠信地經營”與“有德性地做人”相結合。思索儒商精神對中國當代經濟發展的積極作用，應是當下儒學界需要引起高度重視的時代課題。
（作者：朱璐，系上海財經大學人文學院哲學系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