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中國共產黨第十九屆中央委員會第四次全體會議于2019年10月28日至31日在北京舉行。全會審議通過了《中共中央關于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這是完善和發展我國國家制度和治理體系的綱領性文件。為此，大眾網理論之光網特別推出系列稿件，邀請專家學者或撰文、或視頻訪談，學習、解讀十九屆四中全會精神，堅定“制度自信”，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砥礪前行。

　　制度定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的政治承諾

　　中共山東省委黨校政治和法律教研部教授 王慶德

　　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以一次中央全會的方式研究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若干重大問題，回答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定型“堅持和鞏固什么、完善和發展什么”這個重大政治問題，明確了中國制度定型的理論內涵和基本內容，明確了中國制度定型的時間表和路線圖。

　　可以說，這次全會本質上是一次關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如何定型的會議，是中國共產黨在新時代作出的莊嚴的政治承諾，體現了執政黨的政治使命與責任擔當，它將確保全面深化改革始終行駛在制度的軌道之中不致動蕩反復，確保擁有五千多年文明史的中華民族實現“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進而實現偉大復興。

　　制度定型是一個國家成長為大國的重要標志。制度是一個國家軟實力的集中體現，它以規范化的方式承載著一個民族的歷史選擇、價值取向和文明習性。制度定型對于一個國家的發展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歷史發展表明，世界各國間的競爭，表面上是經濟、技術、軍事等方面的競爭，而本質上是制度的競爭。定型制度，并輸出制度產生示范效應，是一個國家成長為大國的重要標志。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植根于中華民族5000多年文明史所積淀的深厚歷史文化傳統，吸收借鑒了人類制度文明有益成果，基于中國共產黨帶領人民不斷實踐基礎上，漸進演變、內生演化而來的。它保障新中國七十年、特別是改革開放四十多年取得了政治穩定奇跡和經濟發展奇跡，具有強大生命力和巨大優越性，為發展中國家走向現代化提供了全新選擇，為人類探索建設更好社會制度貢獻了中國智慧和中國方案。

　　近代以來，中國面臨的核心問題是如何找到一種恰適性的制度重構中華民族統一的政治共同體，實現從傳統的文化共同體到以現代民族國家為基礎的政治共同體的轉變，使中華民族能夠免受屈辱，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在追求國家復興過程中，近代中國經歷了從器物層面到制度層面的認識過程，從舊制度到新制度的選擇過程。其間制度轉型往返覆轍始終無法達到定型，其根本原因在于沒有從本國國情出發建立適合于中國的恰適性制度。

　　新中國的建立結束了百余年來中國制度轉型的陣痛，實現了中國歷史上最深刻最偉大的社會變革，為當代中國一切發展進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礎。改革開放創造性地發展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為中國發展確立了基本的制度架構，保證了改革開放不斷邁向深入。經過四十多年的發展證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有著獨特優勢，富有效率，但還不是盡善盡美，尚未成熟定型，需要不斷完善。

　　鄧小平同志在1992年指出：“恐怕再有三十年的時間，我們才會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因此，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把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確立為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對此，習近平總書記解釋道，“從形成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看，我們社會主義實踐的前半程已經走過了，前半程我們的主要歷史任務是建立社會主義基本制度，并在這個基礎上進行改革，現在已經有了很好的基礎。后半程，我們的主要歷史任務是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為黨和國家事業發展、為人民幸福安康、為社會和諧穩定、為國家長治久安提供一整套更完備、更穩定、更管用的制度體系。”

　　在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的基礎上，著眼于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進一步研究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明確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定型的時間表和路線圖，要求在堅持好、鞏固好已經建立起來并經過實踐檢驗的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的前提下，堅持從我國國情出發，繼續加強制度創新，不斷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

　　中國制度定型的發展歷程表明，制度選擇沒有固定模式，更沒有國際標準，而是依據國情和歷史條件演化來的。如果不顧國情照抄照搬別人的制度模式，就會畫虎不成反類犬，不僅不能解決任何實際問題，而且還會因水土不服造成嚴重后果，最后導致制度崩潰。近代以來的一個基本趨勢，就是西方國家攜工業革命以來所建立的世界優勢地位不斷輸出其政治制度，形成了后發展中國家盲目移植西方政治制度的一次次制度轉型浪潮。在這一過程中，真正能夠移植成功的國家只占少數，而大多數國家則陷入了制度移植之后的轉型陷阱和制度崩潰狀態。移植-轉型-崩潰-再移植的制度變遷怪圈，造成這些國家發展的延緩和停滯，損失的不僅僅是經濟社會價值，更重要的是發展的機遇和時間，代價是極為昂貴的。在這個意義上，制度定型的價值體現為一國的發展必須有政治定力，要堅持適合本國國情的發展道路，只有這樣才能談得上國家復興。

　　制度定型需要國家構建和秉持一種核心制度框架不動搖，并圍繞核心制度形成系統完備、科學規范和運行有效的具體規范體系。改革發展必須有明確的方向，成功的改革發展來自于核心制度架構的支撐，而缺乏核心制度的匡正將會使轉型陷入停滯陷阱。有些國家轉型危機的產生并非技術原因造成，而恰恰是由于在轉型的大方向、大原則上出現了分歧，在有關秩序、公正、效率等價值選擇的優先順序上失去了判斷力。在這種狀況下，經濟社會轉型變成了一種技術上的權宜之計，導致有些轉型政策瞻前顧后，左書右息，價值與手段出現脫節。在遭遇轉型困境時，沒有堅持的恒心，試圖另起爐灶，失去了改革的方向感。

　　構建和秉持核心制度并進而不斷完善發展制度體系，將對經濟社會轉型起到根本性、全局性和長遠性的匡正作用。構建核心制度的意義就在于，制度的連貫性和自主性能夠有效彌補轉型政策造成的發展斷裂，避免轉型功虧一簣。這一核心制度不是屈服于某種組織化的利益集團或者價值取向，而是符合全社會的共識，是社會免于紛爭的最后界線。國家治理圍繞這個核心制度而展開，其治理過程和目的不是去改變這一核心制度，而恰恰是更為強化和完善它。

　　中國改革的成功來自于對于核心制度的堅守，來自于不斷對制度進行自我完善和發展。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明確指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是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植根中國大地、具有深厚中華文化根基、深得人民擁護的制度，經過不斷探索和實踐，已經形成了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等構成的制度體系。既有關于黨政軍群的組織制度設計，又有關于“五大建設”總體布局的制度設計；既有關于“一國兩制”的國家結構制度設計，又有關于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外事制度設計等，從而使我國各方面工作都有規則遵循，都有制度依據。

　　其中，黨的領導制度是整個制度體系的核心制度，其他制度都是圍繞黨的領導制度逐步建立和發展完善的。在當今中國，黨政軍民學、東西南北中，黨是領導一切的。在七十年的新中國發展進程中，黨除了工人階級和最廣大人民的利益，沒有自己特殊的利益。當不同社會階層或集團之間發生利益沖突的時候，黨選擇的是人民立場。黨的領導決定中國改革的方向，黨的領導制度構成了持續推進全面深化改革所需的核心制度支撐，將不斷匡正中國改革朝向共同富裕的目標邁進。

　　制度定型依賴于實現有效的國家治理，即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制度的生命力在于執行。習近平總書記明確指出：“一分部署還要九分落實。制定制度很重要，更重要的是抓落實，九分力氣要花在這上面。”衡量制度定型的標準關鍵不在于制度的數量和密度，而在于制度的執行力，即國家治理能力。縱觀世界，各國各有其治理體系，而各國治理能力由于客觀情況和主觀努力的差異又有或大或小的差距，甚至同一個國家在同一種治理體系下不同時期的治理能力也有很大差距。因此，有效的國家治理是制度定型的關鍵，制度定型依賴于國家治理現代化的實現。

　　一方面，制度定型是在國家治理過程中發展完善的。國家治理過程是一個國家制度和制度執行力的集中體現。通過國家治理實踐，既改革不適應實踐發展要求的體制機制、法律法規，又不斷構建新的體制機制、法律法規，使制度建設更加科學、更加定型，反過來，也更加促進實現國家治理制度化、規范化、程序化。另一方面，制度定型通過國家治理過程實現制度認同。制度定型不僅僅表現在自上而下的國家治理效力上，而且更需要自下而上的制度遵守，也就是要在全社會形成一種以制度認同為核心的政治文化或者價值觀，形成一種人們認同制度、遵守制度的政治共同體意識。在國家治理過程中，該制度便成為一種人們日常生活的常規標準，深深地內化于社會甚至心理生活之中，使人們切身感受到制度優越性。

　　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主義制度定型進程中的里程碑，全會總結提煉出了中國制度的治理效能和制度優勢，極大地激發了全國人民的制度認同，堅定了制度自信。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繼續推進全面深化改革需要秉持一種政治定力，堅持從本國國情和歷史傳統出發，不斷發展和完善自身制度，推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不斷定型化，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