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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中國社科院社會發展戰略研究院研究員 張翼
自工業社會開始，科技就加速進步。在計算機、人工智能、互聯網與大數據等科技發展的帶動之下，可以預見性地說，中國社會將發生更快的社會變遷和經濟變遷。為更加確切地理解我們自己所處社會的基本特征，學者們使用了信息社會、消費社會、網絡社會等名詞刻畫其變遷過程。在大數據成為生產力的過程中，我們也可以用數據社會表達我們所處社會的敘事模式。
可以說，中國社會的中產化程度支持了數據社會的發展，也簡化了數據社會各種智能商品的推廣成本。2019年網民調查發現，網民群體的主要構成部分，已開始從大專和本科群體向初中高中群體轉移。這就是說，科技進步的受益對象，會首先發軔于“高知”，再波及其他群體。因此，科技進步總是最先為接受過更高教育的人群帶來收益，然后再波及其他人群。在這種情況下，科技進步會造成一定范圍的社會分化現象。這種分化現象已經發生在高技能勞動者與一般技能勞動者之間——被AI取代的勞動者的收入增速，將長期慢于不能被AI所取代的勞動者的收入增速。在消費領域，有能力使用技術進步成果的群體發展速度更快，沒有能力使用技術進步成果的群體發展速度更慢，造成會使用新技術的人群與不會使用新技術人群的分化。在老齡化社會，規模龐大的老年群體將是技術使用的弱勢群體，這會形成代際之間的分化，不僅分化于意識與觀念，而且分化于生活方式和生產方式。科技生產力的發展，不僅會改變一個社會的生產方式，而且還會改變一個社會的生活方式和組織方式。當前，社會成員的互動，已經從面對面的交往向借助于微信圈的“在線交往”轉變，人們的“在線時間”越長，其圈層化的、穿插在不同網絡社區的網友就越多。網絡化生產、網絡化教學、網絡化會議、網絡化情感交流等都使人們形成了大大小小的網絡化組織。
但在以網絡社會所表征的數據社會中，網絡治理能力的現代化水平，遠遠慢于網絡發展的現代化水平。網絡治理、數據治理、人工智能治理的制度設計，還難以達到法治社會的需要。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決定提出，要“建立健全運用互聯網、大數據、人工智能等技術手段進行行政管理的制度規則”，要“推進數字政府建設，加強數據有序共享，依法保護個人信息”，在社會治理體系中也加入了“科技支撐”的相關表述。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審議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二〇三五年遠景目標的建議》提出：“推動互聯網、大數據、人工智能等同各產業深度融合”，“提升大數據等現代技術手段輔助治理能力”。但只有將文件的引領轉化為治理效能，才能在數據社會的演進中形成集“良治”與“善治”為一體的制度配置。
在數據社會，網絡意識形態會產生對上層建筑意識形態的解構沖動。壟斷性網絡平臺以大數據的精準算法，一方面推送誘導性廣告以影響商品消費，另一方面也以分類定向的類型化“頭條”文章，影響網民的意見形成過程。總之，網絡平臺既影響網民衣食住行“流行與時尚”的意識結構，也影響網民的意見表達方向與政治選擇偏好。所以說，未來治理的精細化投入，必須在加深網絡社會和數據社會的認識中，強化對科技改變社會生產方式、生活方式和組織方式的研究，強化主流意識形態對網絡平臺整合方式的研究，強化數據時代話語與敘事特征的研究，強化對科技之“代差”問題的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