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概念是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基礎性概念和理論基石。在新時代夯實“馬克思主義行”“中國化時代化的馬克思主義行”的學理基礎，我們需要在思想史和現實境遇的雙重維度中，探尋馬克思的“社會”概念。

　　首先，馬克思的哲學是一種“改變世界”的、追求“實現人的解放”“社會—歷史”哲學或“社會—政治”哲學。

　　西方哲學史的發展表明，“社會”進入哲學家的視野，在一定意義上講，是近代哲學確立“理性”的優先性的結果，即超越宗教神學的基本預設，將現實的生活世界即社會視為擁有理性之人類自身主觀能動性發揮的結果。因為在此之前的哲學反思中，世界的本體論問題和上帝存在的合法性論證問題才是哲學的問題。而近代以來哲學的發展實則是要變革自古希臘以來所形成的哲學傳統，即哲學追問應從“世界何以可能”轉向“人何以可能”，從而確認人的理性的至上性，回歸現實的生活世界，并在此一維度中讓人重享自由的榮光。馬克思在一定意義上繼承了近代以來理性哲學張揚人的主體性并關注現實生活世界以及彰顯人的自由的思想傳統。但是，當馬克思意識到青年黑格爾派所倡導的是“宗教、概念、普遍的東西統治著現存世界”的時候，他猛然醒悟：“在思辨終止的地方，在現實生活面前，正是描述人們實踐活動和實際發展過程的真正的實證科學開始的地方。”于是，馬克思不再像德國古典哲學家那樣從純粹的哲學問題出發，而是從人類社會現實或現實的人類社會所發生的“物質利益的難事”出發：在歐洲工業革命和資產階級革命之后，為何“文明”時代的人們并未享有應有的尊嚴和自由，反倒處于“被侮辱、被奴役、被遺棄和被蔑視”的（資本邏輯主導的）社會關系之中？對此，馬克思的做法是，從有生命的現實的人出發，在批判現實社會中發現人的解放的可能性。對這一可能性的揭示就集中體現為對作為現實生活世界之“社會”的哲學追問，對人類社會發展規律的探索，對社會發展形態的判定，對資本邏輯主導的資本主義社會的批判以及對“自由人聯合體”的共產主義的追求，等等。

　　其次，作為“社會—歷史”哲學或“社會—政治”哲學中的“社會”概念具有豐富內涵。

　　一是追問“社會”的存在論基礎及其人類社會的發展規律。馬克思對“社會”的考察，不是根源于“存在”抑或思想的思辨，而是植根于“現實的、有生命的個人”。馬克思洞察到，“意識在任何時候都只能是被意識到了的存在，而人們的存在就是他們的實際生活過程”。應該說，這是事關馬克思“社會”追問的存在論變革的重大命題。“人們的存在就是他們的實際生活過程”意味著，人們在“對象性的活動”中，特別是在勞動邏輯和生產邏輯中，歷史性地從事構建“社會”的生產：物質生產、精神生產、人口生產以及社會關系的生產，特別是在“現實生活的生產和再生產”中構建了一個蘊含著物質文明、制度文明和精神文明的人類社會。更為關鍵的是，在此一存在論的追問中，馬克思像達爾文發現有機界的發展規律一樣，發現了人類社會發展的基本規律：“社會存在與社會意識”“生產力與生產（社會）關系”“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的辯證關系，是人類社會歷史變遷的內在動力和根本規律。由此，在“社會”的存在論追問中，馬克思拓展性地展開對人類社會的發展規律的討論，并在之后的政治經濟學批判中，對作為現代社會之具體代表的資本主義社會展開了深入的研究。

　　二是展開對資本主義社會的批判，揭示其內在的基本社會矛盾，呈現超越的可能性。在馬克思看來，“‘現代社會’就是存在于一切文明國度中的資本主義社會。”資本主義社會就是“社會”的現代形態和具體樣態，也是人類社會發展的特定階段。不同于資產階級的政治經濟學家，馬克思在高度贊揚現代資本主義社會帶來人類社會巨大變遷和整體發展的同時，給予其深刻的批判。這種批判是通過對作為資產階級意識形態的政治經濟學的批判實現的，即通過這一批判，揭露資產階級企圖用政治經濟學范疇的“恒久性”來論證資產階級社會的“永恒性”的陰謀，由此呈現資本主義社會的“暫時性”和“非永恒性”。為此，馬克思對資本主義社會的制度基礎、主導邏輯、所有制形式、生產方式、發展模式、內在矛盾等展開了深入的探索，“發現了現代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和它所產生的資產階級社會的特殊的運動規律”。更為關鍵的是，馬克思在對“資本具有獨立性和個性，而活動著的個人卻沒有獨立性和個性”的資本主義社會的反思批判中，科學揭示了資本主義社會的基本矛盾：生產資料資本主義私人占有和生產社會化之間的矛盾，有力地論證得出，人類社會的未來必然是，建立起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的自由發展的條件的“自由人聯合體”即共產主義社會。

　　三是反思瓦解并駕馭資本邏輯的“自由人聯合體”即共產主義社會的可能性。政治經濟學批判是馬克思對“社會”概念作出具象化闡釋的重要維度，在這一批判中，馬克思把對作為現代社會之代表的、資本邏輯主導的資產階級的批判提升為對“自由人聯合體”即共產主義社會可能性的分析。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馬克思在私有財產批判的維度中提出了“真正的共產主義”并將其理解為“人向自身、向社會的即合乎人性的人的復歸”的社會階段；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馬克思在交往的邏輯中將共產主義理解為“消滅現存狀況的現實的運動”，即“推翻一切舊的生產關系和交往關系的基礎”，進而把人從既有的社會關系之中解放出來的運動。在政治經濟學批判階段，馬克思依據對整個人類歷史的發展過程的研究，把現實的人的發展和歷史的發展歸結為三個主要的階段：“人的依賴關系”階段、“以物的依賴性為基礎的人的獨立性”階段以及“建立在個人全面發展和他們共同的社會生產能力成為他們的社會財富這一基礎上的自由個性”階段。由此，在馬克思的思想邏輯嬗變中，從作為“一般”之人類社會歷史發展規律的探索，拓展為對作為“具體”之人類社會即資本主義社會發展的反思與批判，并達至共產主義社會的科學論證和最終實現。這才是馬克思“改變世界”的“社會—歷史”哲學或“社會—政治”哲學的真實旨歸。

　　最后，“社會”概念的豐富內涵對新時代中國式現代化建設和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等具有重要啟發意義。

　　一是彰顯馬克思哲學的現實性品質。馬克思創建了一種基于超越“存在何以可能”的“解釋世界”的哲學的新哲學，即追問“人的解放何以可能”的“改變世界”的“社會—歷史”哲學或“社會—政治”哲學。這一哲學不是抽象地反思頭腦中的現實，而是以“現實的人及其歷史發展”為出發點，要將現實的理想變革為理想的現實，堅信在共產主義社會的確立中實現人的自由和解放。這為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發展指明了方向，即面向現實生活世界，在破解社會重大現實問題中實現哲學理論的創新，提煉出有學理性的新理論，概括出有規律性的新實踐，最終為實現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提供科學的哲學理論。

　　二是彰顯馬克思哲學的問題導向。我們應以馬克思的“社會—歷史”哲學或“社會—政治”哲學為指導，圍繞“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這一中心任務，遵循人類社會發展基本規律及社會形態更迭的基本規律，一方面繼續揭示和批判資本主義社會的結構性矛盾以及社會矛盾等，關注資本主義內在運演的基本機制及其新形態的本質特征等；另一方面緊密圍繞新時代中國社會轉型中所遭遇到的重大現實問題，緊密圍繞“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這一社會主要矛盾，在利用資本的同時駕馭資本，以人民為中心，為建設一個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美麗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而奮斗。

　　三是弘揚馬克思哲學的人類性品格。馬克思對“社會”及人類社會發展基本規律的探索，始終關注的不是一國或一域的社會歷史變遷及其未來發展，而是整個人類的未來走向和全人類的解放。中國式現代化開啟了人類文明新形態，是走和平發展道路的現代化。在新時代推進中國式現代化，就是要通過文明交流互鑒，弘揚全人類共同價值，共同應對各種全球性挑戰，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推動人類社會的和平發展，最終實現全人類的自由和解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