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工匠精神到底是什么？它是一種勞動倫理還是一種制度機制？它需要長時段的累積傳承還是制度短期塑造即能養成？在產業實踐中，工匠精神如何助推高質量發展模式的形成？教育尤其是直接服務產業的職業教育應如何營造這種精神？所有這些問題，都有待在實踐中明析、探索。

　　2016年3月5日，李克強總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出：“培育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增品種、提品質、創品牌”。2016年4月，國務院《質量發展綱要2016年行動計劃》指出：“開展質量素養提升行動，塑造精益求精、追求質量的工匠精神”。2017年3月5日，《政府工作報告》進一步明確了培育和倡導工匠精神的政策意圖，“要大力弘揚工匠精神，厚植工匠文化……培育眾多‘中國工匠’……推動中國經濟發展進入質量時代”。在工匠精神從行業話語轉向政府政策話語的進程中，實質上折射的是國家經濟發展戰略的轉變，即從中國制造走向中國創造、從追求速度轉向謀求質量提升的發展模式。

　　界定：從精神氣質走向行動類型

　　關于工匠精神的定義很多，但是目前的界定基本上體現出兩個共同點：一是將工匠精神界定為一種價值信念，屬于勞動者應當具有的一種匠人氣質，它是“從業者的一種職業價值取向和行為表現”；二是對工匠精神進行價值定位，視其為一個褒義詞。換言之，工匠精神代表的是一種“敬業、精益、專注、創新”等積極氣質組成的職業倫理。如此界定，比較符合大眾的慣常認知，但存在著如下幾點不足：一是認為工匠精神只是勞動者個體層次上的氣質，忽視了工匠精神在職業群體和行業層次上的結構特性；進而認為工匠精神屬于社會成員個體的自我追求，一定程度上脫離了其所嵌入的社會情景性，忽略了其養成的社會基礎；三是對工匠精神進行價值定位無可厚非，但是如果操作化為一種政策行動，則需要一定程度的價值中立，淡化應然性的倡導，而強調實然性的執行，這更有助于工匠精神的培育和形成。

　　基于此，本文將工匠精神界定為勞動者在特定行業的勞動過程中形成的一種行為習慣，它是嵌入在社會制度結構中形成并作用的，屬于生產體系的一個組成部分。如此界定能夠體現出工匠精神的多維特性：首先，工匠精神作為一種行為習慣，既屬于內化于心的一種規范要求，更屬于一種操作經驗層面的程序性累積；其次，作為行為習慣的工匠精神，需要在實際的一線生產過程中才能逐步養成。只是，不同類型的工匠精神所依托的具體生產場所略有差異；再次，工匠精神是依托于產業行業而形成的，存在著類型差異。比如，在制造產業與信息科技產業之間，所需要的工匠精神既有共同點，也有不同；最后，工匠精神通常不是孤立形成和作用的，它屬于工廠或實驗室生產組織系統中的一個組成部分。進言之，不同的生產制度安排會催生不同的工匠精神。根據上述標準，可以將工匠精神細分為累積型工匠精神和急進型工匠精神兩種類型。所謂累積型工匠精神是指需要依托于生產操作經驗基礎上而形成的行為習慣；而所謂急進型工匠精神，則是指依托于系統性理論知識學習和研究反思的基礎而形成的行為習慣。當然，兩者之間存在著諸多相同之處，比如都會強調個體的態度和努力，但比較而言，累積型工匠精神在養成路徑上更強調干中學，穩定的、長時段的歷史傳承很重要；急進型工匠精神在養成路徑上更強調系統性的實驗性開發，且更注重靈活、彈性以及流動性。另外，在適用的產業類型或者工藝工序上，累積型工匠精神更適用于裝備制造業及硬件的制造工藝工序；而相對的，急進型工匠精神更適用于信息科技等新興產業以及軟件的開發上。而且，兩者之間更重要的區別在于其依賴的匹配制度基礎是不同的。

　　基礎：為工匠精神打造養成制度

　　如上所述，通過理念型方法，可以將工匠精神區分為累積型和急進型工匠兩種類型。如此界定，一方面是為了突破傳統概念的價值定位，從而為相關政策的制定提供操作化指引；另一方面意在強調工匠精神養成的制度嵌入性，制度革新在其中尤為關鍵。很明顯，不同類型的工匠精神養成的制度基礎是不同的：累積型工匠精神養成多依賴于協調性生產體制，而急進型工匠精神養成則更多需要自由性生產體制支持。

　　在實際經濟活動中，生產體制是指經濟行為人（企業）為了組織交易，以及保持經濟活動持續性而采取協調機制，根據企業內部組織形式及其與競爭對手、客戶以及國家之間關系差異，可分為自由性和協調性生產體制兩類。在自由性生產體制下，充分釋放自由市場力量進行治理。而在協調性生產體制下，依賴聯合網絡，遵循關系性和不完全契約原則治理。

　　在這兩種生產體制下，企業間“競爭形式”與勞動管理制度是不同的：在自由生產體制下，同類企業間關系結構以自由競爭為主，而在協調性生產體制下，企業間則是“有組織競爭”的關系結構。相對應的，規范工人雇傭、付薪、組織的勞動管理制度在自由性生產體制下，則高度市場化，而在協調性生產體制下，市場化則受到管制。通過企業競爭形式和勞動過程管理，這兩種生產體制養成了不同的工匠精神類型。

　　協調性生產體制有兩個重要的基本原則，即“抑制過度競爭”和擯棄企業勞動管理中的“課利動機”，這對累積型工匠精神的養成起到了關鍵作用：一方面企業通過行會組織、同業協會、卡特爾等非市場性治理機制限制企業間惡性競爭，監督和懲罰企業間的相互“挖人”等資源爭奪行為；另一方面，通過相對穩定的工作安全，有助于工人對生產過程的技術進行持續長期的改良，進而養成累積型工匠精神。

　　反觀在自由性生產體制下，企業與工人均被置入自由、開放的市場中，并處于較為激烈的競爭狀態，時間領先與效率至上是企業取得競爭優勢的關鍵，支持快速生產的可轉移、通適性技術技能更為重要。

　　因此，在這種強調靈活多變的自由性生產體制下，更易于養成急進型工匠精神。

　　回歸：重回生產過程與產業創新

　　建構匹配制度進而養成對應類型的工匠精神，對于中國的產業創新升級非常重要。

　　眾所周知，產業持續性的創新與升級是經濟高質量發展模式的核心，這需要從過去的勞動密集型轉向技術密集型，從依賴資源稟賦的比較優勢走向依靠技術創新的競爭優勢。一般而言，產業創新升級都是一個鏈條行動，它由產品創新和工藝創新兩個部分組成。如果說產品創新偏重于創造和設計新的成果，那么工藝創新則側重于通過生產過程將創新的想法和理念實現和轉化為現實可用且具有市場競爭力的物品。

　　在實際的產業創新過程中，產品創新與工藝創新相輔相成，產品創新不斷提出要求以激勵工藝創新，工藝創新則奠定了產品創新加工落地的制造基礎，進而反過來，工業創新的加工制造環節能夠通過反饋機制進一步優化產品創新。在整個產業創新鏈條中，創新者的工匠精神可以貫穿和作用其間的兩個主要環節，推動產業升級創新真正落地。

　　對于當下中國而言，無論是制造產業還是信息科技產業都處于一個關鍵的轉型階段，如何擺脫對外國的核心技術依賴并形成自主創新路徑，這是我們實現產業創新升級必須要跨越的鴻溝。如上文所言，制造業的創新升級更依賴于累積型工匠精神，而信息科技產業則更需要急進型工匠精神。這其中匹配制度的革新尤為重要，但筆者以為，這過程中更為關鍵的是，我們需要拋棄“重研發輕生產”“重學歷輕技能”“重數量輕實效”的二元對立的慣性思維，重新回到生產過程，在政策行動上重視生產一線的人與物，在實踐中打造工匠精神，通過科學知識探索和生產經驗積累的雙輪驅動，才能推動中國真正邁向質量為本的新發展模式。

　　（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一般項目“國家技能形成體制與勞工社會保護（16BSH068）”的階段性成果，作者：王星，系南開大學周恩來政府管理學院教授、博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