質通常是指經濟發展的結構、效益，量通常是指經濟發展的規模、速度[1]。黨的二十大報告提出“貫徹新發展理念實現高質量發展是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首要任務”“實現質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長”。高質量發展是以提高發展質量促進經濟增長，或在一定增長速度基礎上提高發展質量[2]。體育產業在有效拉動經濟增長、廣泛吸納就業、實現綠色低碳發展等方面具有明顯優勢[3]，但要實現2035年成為國民經濟支柱性產業的遠景目標，體育產業增加值需達到8萬億元甚至更高的門檻預期[4-5]，這是體育產業發展“量”的規定性。2019年，國務院印發《關于促進全民健身和體育消費推動體育產業高質量發展的意見》，從國家層面確立推動體育產業高質量發展的戰略要求，面對外部環境的影響，體育產業呈現出較強的發展韌性。但這種發展韌性源于“量”的貢獻還是“質”的拉動，尚需做出明確的判斷。

　　研究運用文獻研究法和數理統計法，以2015—2021年體育產業統計結果為主要分析資料，動態分析我國體育產業發展的“量”與“質”的變化規律與現實狀況，梳理體育產業“量”與“質”協同發展中存在的問題，探討現階段協同發展的規定性，研究“量”與“質”協同推進體育產業高質量發展的路徑。

　　1 我國體育產業“量”與“質”的發展現狀

　　1.1 我國體育產業發展“量”的貢獻

　　1.1.1 我國體育產業發展對GDP的貢獻

　　從體育產業外部結構和內部結構兩個層面進行分析，體育產業的外部結構主要反映體育產業在國民經濟中的地位和作用，內部結構主要反映體育產業內部業態的協調發展狀況[6]。就體育產業的外部結構而言，體育產業規模不斷擴大，體育產業對GDP的貢獻提高[7]，從2007年的0.468%，到2014年的0.628%，穩步提升[8]。2015年以來，體育產業對GDP的貢獻率=體育產業增加值的增量/GDP的增量。根據國家統計局公布的《國家體育產業總規模與增加值數據公告》分析發現，2015年體育產業進入快速發展階段，不僅體育產業占GDP的比重從2.48%提升到2019年的2.99%，體育產業對GDP貢獻率也從0.80%上升到1.14%，2020年在新冠肺炎疫情等外部環境因素影響下出現嚴重下滑，到2021年達1.06%，總體呈現上升發展態勢。

　　1.1.2 體育產業“量”的發展態勢

　　根據《體育產業統計分類（2019）》和統計指標設計，體育產業內部結構包括3個門類和11個大類。體育產業的增長，主要源于體育服務業和體育用品制造業兩大門類產業，其占體育產業的比重從2006年17.1%和79.5%[8]發展為2021年的53.2%和43.5%，其中，2018年是實現翻轉的節點，但目前二者并未呈現顯著分野，仍是支撐體育產業發展的核心力量。同時，體育產業產出結構呈現兩個“拐點”，一是2017年體育服務業快速提升和體育用品制造業的快速下降，二是2019年二者的結構出現翻轉，2020年由于新冠肺炎疫情等原因，延緩了翻轉的強度。

　　1.1.3 體育產業“量”的增長態勢

　　體育產業產出水平是一種靜態指標，體育產業的增加值反映“量”的動態增長態勢。2015年以來，體育產業增加值主要源于體育服務業的支撐，體育用品制造業和體育場地設施建設呈現平穩增長。從增加值的結構判斷，體育服務業和體育用品制造業增加值，在2015年交匯，逐步分化，同樣存在兩個“拐點”，即2017年開始“快速分化”，2020年“止分趨穩”。

　　1.1.4 體育產業內生發展“量”的貢獻

　　通過體育產業3個門類對體育產業的貢獻率和拉動率，反映其對體育產業的影響程度。結果發現，體育場地設施建設的增速最高，但由于其產值很低，無法改變其對體育產業的貢獻率低的現實。與此同時，3個門類對體育產業的貢獻率，體育場地設施建設2019年達到最高的5.29%，總體上對體育產業的貢獻率處于1%～5%的低水平。而體育服務業既有“量”的積累，又有發展增速的支撐，所以體育服務業對體育產業的貢獻率最高。體育用品制造業僅有“量”的積累，失去了發展增速的支撐，對體育產業的貢獻率明顯降低，而且，2020年外部因素的影響，體育產業呈現負增長態勢，體育用品制造業的影響最大，貢獻率達到-54%。由此，體育產業“量”的積累是基礎，但“量”的積累有其特定的限度，體育服務業和體育用品制造業產值分別占體育產業的53.2%和43.5%，而其增加值分別占體育產業增加值的70.0%和28.0%，成為影響對體育產業貢獻率的重要因素。

　　通過增長速度可以去尋求體育產業發展的新生長點，但不能判斷其對高質量發展的影響效果。為此，進一步分析其對體育產業貢獻的效果，測算各大類對體育產業增長的拉動率（圖4右圖），其中，體育服務業的拉動率最高，其他兩個門類的拉動率較低；從總體趨勢分析，體育服務業與體育產業的增長同頻震蕩，體育用品制造業的貢獻率與體育產業的增長恰恰相反，雖然其產出量較高，但并未拉動體育產業的增長態勢。從側面反映出體育用品制造業的發展質量尚存在嚴重不足，體育服務業發展水平有不同程度的提高，此即為思考體育產業“質”的提升的重要出發點之一。

　　1.2 我國體育產業“質”的拉動1.2.1 體育產業綜合生產率綜合生產率是從總體上反映發展效率，這是高質量發展的基本要求。一般用增加值率表示，從總體上度量投入產出效益和增長質量，進一步反映產業組織結構的優化、資源配置效率的提升等成效。其中，增加值的計算方法采用生產法來計算，主要用于生產過程中創造的價值，剔除生產過程中投入價值，得到增加價值。增加值率越高，說明中間投入越少。

　　我國體育產業及其各門類的增加值率和中間投入貢獻系數，二者呈現出相同的發展態勢。反映體育產業綜合生產率總體呈上升趨勢，其中，體育服務業震蕩上升，體育用品制造和體育場地設施建設小幅震蕩平穩發展。同時，通過中間投入系數分析，1單位的投入對體育產業增加值約為0.58的貢獻，其中，體育服務業約為1.07，體育用品制造業約為0.33，體育場地設施建設約為0.29。

　　由此可見，我國體育產業增長質量逐步提高，但體育服務業生產效率最高，其他門類較低。同時，相關研究結果表明，增加值率大于40%時，說明國家或企業達到很高水平[14]，美國、日本等發達國家2000年就達到50%以上，第三產業增加值率就達到60%以上[15]。與之相比，我國體育用品制造業和體育場地設施建設發展質量嚴重偏低，中間投入質量是體育服務業的1/3到1/4之間，遠低于20世紀90年代美國和日本的水平。由此判斷，我國體育產業整體生產率逐步提升，體育服務業的生產率達到相對較高的水平，體育用品制造業與體育場地設施建設的生產率幾乎沒有變化，即體育產業生產率的提高主要源于體育服務業生產率的轉化和帶動。

　　1.2.2 體育產業結構優化產業結構優化是產業高質量發展的重要表現之一[16]。體育產業結構優化是通過體育產業的合理要素配置和要素分布，促進體育產業內部各業態組合關系改善，實現資源配置最優化和經濟效益最大化的動態過程[17]。根據范松梅等[18]、蔡朋龍等[19]、楊軍等[20]對體育產業結構分析的方法，將體育產業結構優化分為產業結構的合理化和高級化兩個層面進行分析。產業結構合理化一般用產業結構熵進行度量，是綜合反映產業結構變化程度的指標。本文首先以此進行分析3個門類、11個大類，以及體育服務業內部的9個大類的結構合理化問題。

　　與此同時，體育產業鏈同樣存在結構性問題，但產業鏈是一個包含供需鏈、企業鏈、價值鏈、空間鏈、技術鏈、產品鏈等互聯與融合發展復雜的網絡系統，難以全面量化評價。其中，體育產品鏈是體育產業鏈的基礎，是產品上下游關系的構成鏈條，其以顧客價值為導向，提供滿足人民對體育美好生活所需要的產品或服務，也是體育產業鏈整合的出發點[23] 。體育產品是體育產業供給與需求、生產與消費的直接表現形式。在此，以供需產品的總體表現形式為依據，對體育產品鏈進行分析。根據居民生存、享受和發展資料等消費需要層次，將居民在體育產品消費的過程中形成的體育產業門類分為核心產業層（體育競賽表演活動、體育健身休閑活動）、中間產業層（體育管理活動、體育經紀與代理等活動、體育教育與培訓、體育傳媒與信息服務、體育場地和設施管理、體育旅游服務和運動康復服務等）、基礎載體產業層（體育用品及相關產品制造、體育用品及相關產品銷售與代理、體育場地設施建設等）3個產業層次[22]，對應了體育產業理論中的體育本體產業、體育相關產業和體育延伸產業。這3個產業層次的產品構成了消費需求功能由高到低的體育產品鏈。

　　體育產業結構高級化是指體育產業結構升級改造的基本要求。根據大量的研究成果表明，體育產業結構升級的目標分為兩個層面：一是，根據整個產業結構升級的發展趨勢，提高第三產業發展的比重；二是，從體育產業內部結構的發展規律出發，提高本體產業發展比重，提升本體產業的價值引領水平。

　　總體上表現為體育產業結構的合理化系數逐步上升，合理化程度日趨減弱。相關研究成果表明，當經濟社會處于成長發展期，“新興產業快速發展，生產要素會向新興產業靠攏，短時期內實現產值增長，而其他產業資源會出現配置短缺，導致產業結構合理化程度降低”[7]，體育產業處于粗放式快速發展向高質量發展轉型的階段[25]，體育產業結構的合理化水平降低的問題即可予以解釋。從另一個方面進一步判斷，體育產業“量”的發展存在較為嚴重的不平衡問題。其中，3個產業結構門類之間的結構相對穩定，11個產業各大類之間的結構、體育產品鏈結構、體育服務業內部結構之間呈現一致的震蕩變化，導致總體呈現體育產業結構的合理化下降趨勢，反映其聚合質量差，沒有呈現專業化發展的態勢[26]，體育產業各門類間和各大類間的協調發展程度低，進而影響體育產業總體生產率水平有效提升。

　　從產業結構優化的角度分析，首先，以體育服務業為導向的產業結構優化顯著，以本體產業為導向的體育產業結構優化亦呈穩步上升趨勢，雖然優化幅度不大，但與體育產業生產率的發展趨勢一致。其中，體育服務業的結構優化的階段性特征表現為2017—2019年快速提升，主要基于國家經濟高質量發展理念的提出和體育產業高質量發展政策的驅動，結合圖1可見，此期間體育服務業和體育用品制造業兩個主要門類發生質的變化，占體育產業的比例發生翻轉，打破原有體育產業結構比例的均衡性，進而影響體育產業結構的合理化。第二，體育產品鏈結構優化問題，本體產業中體育競賽表演活動的產出結構變化不大，而健身休閑活動類發展異常活躍，上升幅度是競賽表演活動產出的20多倍，進而引起本體產業的結構變動。同樣，在相關產業的體育教育與培訓、體育傳媒與信息服務的產出結構占比顯著提升，由此也帶動了體育場地設施管理、其他體育服務類產出比例的上升。雖然體育用品制造業的產出量也在每年增長，其增加值的比例為28.0%，但體育服務業的增加值更大，進而影響其產業結構比例。第三，上述變化也引起了3個門類和服務業內部結構比例的變化。體育產業結構要素的變化，主要體現在體育健身休閑活動、體育教育培訓、體育信息服務活動類的產出結構比例的變化，這些變化又集中在體育服務業或本體產業領域，進而引起體育產業結構的高級化程度逐步升高，帶動了綜合生產率的提高，促進體育產業規模的增長。第四，由于體育本體產業中的競賽表演活動、健身休閑活動產出量小，對體育產業總體的產出結構影響幅度小，表現為以本體產業為導向的產業結構高級化趨勢變化幅度較小。

　　由此可見，體育產業高質量發展“質”的要素中，體育服務業生產率提升、體育產業高級化水平提高，成為推動體育產業發展重要因素，但由于體育本體產業“量”小，并未明顯呈現出這種優勢，亦即體育產業高質量發展“質”的拉動幅度要以充裕的“量”為基礎，也反映“質”的提升效果不平衡不充分問題突出。因此，強化創新驅動等方式，提高體育用品制造業的生產效率，保持體育用品制造業對體育產業發展的基礎保障作用；通過制度創新提升體育本體產業的規模，成為今后發展的重要議題。

　　1.2.3 體育產業發展韌性從2017年國家提出高質量發展的基本理念開始，經過3年的發展，體育產業發展韌性不斷提升。其中，2019年國務院辦公廳關于促進全民健身和體育消費推動體育產業高質量發展的意見，總體目標聚焦于增加體育產業總規模、提升體育產業增加值等，對體育產業發展進行全面布局，特別要求在體制機制改革與政策優化、產業結構調整的基礎上，強調以群眾性體育活動開展拉動體育消費，采取“體醫融合”“體旅融合”“體教融合”等措施，形成一種推動健身領域發展導向。這是國家針對體育產業高質量發展的專門性發展政策，激發體育產業高質量發展的內生動力，應對外部環境因素干擾，提升體育產業發展韌性。

　　在政策環境影響下，2019年體育產業結構進行調整，引起體育產品鏈和產業結構的韌性下滑，但通過高質量發展理念引導和政策的保障，以及高質量發展要素的合理布局，呈現快速反彈的態勢，這種態勢也經歷了2020年外部環境的洗禮，有效抵抗住了各種干擾，實現平穩過渡，成為體育產業高質量發展“質”的重要貢獻。但體育產業結構韌性和體育產品鏈韌性，就像兩只“飛鳥”，體育產業結構韌性是一只右傾低飛的大鳥，而體育產品鏈韌性是一只左傾高飛的大鳥，與體育產業韌性發展一樣，呈現奮力向上爬升的態勢。因此，以體育產品鏈分析體育產業發展的規律，對需求側的把握與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等更具有現實指導價值。但體育本體產業在體育產業政策的推動下未能有效反彈，主要由于自身量小“體弱”，免疫能力不強。

　　相關研究成果表明，產業鏈韌性隨著外部環境變化強度以及產業鏈內部創新能力提升，產業鏈的中間品附加值提高時內生動力增強，產業處于市場競爭劣勢會導致產業鏈韌性下降[29-30]。體育產業同樣面臨這樣的問題，體育產業鏈內部之間的關聯性日趨緊密，體育健身休閑活動與體育相關產業之間形成良性運轉，使整個產業鏈處于相對穩定安全狀態。但體育延伸產業市場競爭壓力大，加上自身創新能力弱[10]，在進一步優化體育產業結構的同時，應該更關注體育產業鏈的韌性研究與路徑設計，提高體育產業大類之間的關聯性，推進產業內部的協同發展。

　　1.3 體育產業高質量發展的“質”與“量”協同存在的問題對照上文現狀分析，剖析體育產業實現高質量發展“量”與“質”協同過程中存在的問題。一是，體育產業規模不斷擴大，呈現持續增長的態勢，對GDP的貢獻率不斷提高，體育產業“量”的發展取得顯著成效，尤其是體育產業專門政策頒布實施起到積極的推動作用。二是，體育產業整體生產率逐步提升，產業結構高級化程度逐步提高，體育產業發展韌性呈現上升態勢，即體育產業在“量”的發展基礎上，“質”的發展有不同程度的提升。

　　目前，體育產業高質量發展“量”與“質”的協同主要表現在體育服務業有不同程度的發展，其他產業門類仍然存在特定的問題，整體表現為體育產業發展外部環境對體育產業發展的促進作用不充分，各門類之間尚未形成有效的內生驅動力。①體育服務業“量”貢獻率高，其他門類的貢獻率低，且受外部環境影響較大，發展不穩定；②體育產業生產率的提升主要源于體育服務業生產率的轉化，其他門類的發展水平較低；③以服務業為導向的產業結構高級化程度高，以本體產業為導向的結構高級化程度低，本體產業作為體育產業發展核心要素，其發展狀態說明體育產業高質量發展的內生增長機制尚未有效建立；④本體產業的體育競賽與表演活動，在同樣的發展環境影響下，不僅“量”的積累小，也制約了其他相關產業領域的協同發展；⑤體育產業各大類的發展過程中，體育用品制造業及其銷售領域依然是體育產業“量”的貢獻的重要領域，但其生產效率等“質”的發展程度卻很低。因此，在推進體育產業高質量發展過程中，需要深入把握體育產業發展的階段特征與發展規律，明確“量”與“質”協同的目標要求，建立有效的協同機制。

　　2 我國體育產業高質量發展“量”與“質”協同的規定性

　　2.1 體育產業高質量發展的“質”與“量”協同的總體目標要求第一，保障“量”的有效增長。目前體育產業規模與我國體育強國建設的目標尚有較大差距，要實現體育產業成為國民經濟支柱產業目標，必須有效促進“量”的增長，保持較高的發展速度。同時，“量”的增長為體育產業高質量發展的運行提供依托，也為“質”的提升提供物質保障。

　　第二，保持“量”的持續增長。“高質量發展，不是說量的擴張不重要，而是要繼續實現量的合理增長。”[31]體育產業在推進高質量發展過程中，相關政策驅動體育產業結構的快速轉變等，但要形成可持續性的發展態勢，必須以高質量發展的要求推動體育產業更有效率、更高水平的發展，才能把體育產業的蛋糕持續做大，實現體育產業的穩增長。

　　第三，保證“質”的有序推進。“量”與“質”是矛盾的統一體，在高質量發展的背景下，需要以“質”的提升推動“量”的合理增長。然而，我國體育產業發展起步晚，產業化發展體系尚不健全[32]，“量”的快速增長是前期發展的主旋律，“質”的提升需要一個有序推進的過程。不同領域“質”的發展強度不同，需要以不同領域不同強度“質”的發展，推進全領域的高質量發展水平，才能強優勢補短板，形成實現體育產業發展目標的戰略定力。

　　第四，保守“質的穩步提升”底線。體育產業高質量發展，必須有效提高生產率，使生產要素投入不變的情況下獲得更多產出。就體育產業長期發展而言，人力、資本等生產要素最終都會遇到發展瓶頸與市場波動，只有通過技術進步和創新能力提升，加快體育產業發展方式轉變、產業結構轉型升級、新舊動能有效轉換，提高全要素生產率，才能為體育產業發展提供持久動力，也就是說，體育產業高質量發展最終要落腳到“質的穩步提升”。

　　2.2 體育產業高質量發展的“量”與“質”協同的機制“量”與“質”是體育產業發展宏觀調控的兩個指標，共同構成具有整體效應的復雜系統，需要借助協同論的相關原理與方法，找出影響系統有序發展的控制因素，建立有效的協同機制[33]。

　　第一，體育產業向高質量發展方式的轉變，需要外部力量（外生變量）促進“量”的積累。從整個體育產業發展系統分析，體育系統通過外來能量的作用能促進“量”的發展，當其達到某種臨界值時，各要素會產生協同作用，成為體育產業系統發生質變的內驅力，使系統從混沌無序地變成有序穩定的結構，即有序的高質量發展的穩定結構，實現發展方式的重構。一方面，需要體育產業自身的優化配置，實現內生增長；另一方面，需要政策引領、創新驅動、資金投入、技術引進等外部力量，促使各要素的協同。

　　第二，體育產業內生變量決定向高質量發展的方式轉變。根據協同論的伺服原理，在體育產業高質量發展的自組織過程中，外生變量作為一種快變量，能有效促進“量”的增長；而體育產業內生變量是一種反映“質”的發展變量，決定體育產業高質量發展方式的“質”的轉變方向與進程。但體育產業制度創新、發展生態與產業文化營造等內生變量是一種慢變量，需要與外生變量綜合作用而形成一種序參量，才能有效促進體育產業由量變到質變。

　　第三，內生增長機制的建立是體育產業高質量發展的歸宿。體育產業高質量發展方式轉變的自組織過程，既要通過外生變量的作用與內生變量協同形成高質量發展方式的轉變，更要通過逐步積累和醞釀，促進內外部因素協同，推進形成內生增長機制，才能發生向高質量的實質性轉變，并為可持續性高質量發展奠定基礎。因為體育產業僅僅依靠自身的力量，會因缺乏外力的作用而導致發展速度非常緩慢。由此可見，體育產業高質量發展的自組織機制的核心，是通過內生變量與外生變量的協同，最終建立高質量發展的內生增長機制。

　　第四，體育產業的高質量發展，應遵循產業發展的規律。在我國體育產業向高質量發展方式轉變的過程中，“量”與“質”的協同，不是簡單的產業結構的調整或優化，而是體育產業“量”與“質”各發展要素綜合作用的邊際效用調整過程。在產業發展方式轉變初期，“量”與“質”不會發生顯著變化，當外生變量發揮的作用顯現，逐步開始產生量變，以此推動體育產業內生變量逐步發展，培育和提升體育產業內生變量的發展質量，構建可持續發展的內生增長機制，促進體育產業高質量發展的可持續性。

　　2.3 體育產業高質量發展的“量”與“質”協同的規定性第一，以促進高質量發展為前提。黨的二十大報告指出，實現高質量發展必須完整、準確、全面貫徹新發展理念。其中，實施擴大內需戰略與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有機結合，增強國內大循環內生動力和可靠性，提升國際循環質量和水平，是推動高質量發展的主要抓手；提高全要素生產率，提升產業韌性和安全水平，推進區域協調發展，是高質量發展的重要目標；在提高發展質量的基礎上促進經濟增長，或在保持一定增長速度基礎上提高發展質量，是高質量發展的主要路徑。在今后相當長時間內保持一定的經濟增長速度，是實現高質量發展的基礎和前提條件。雖然體育產業發展的“量”與“質”都有不同程度的提升，逐步提升了高質量發展的水平，但是體育產業“量”的發展與“質”的提升不平衡不充分問題依然突出。由此，體育產業高質量發展，必須以體育產業發展的基本特征與發展規律為基礎，明確問題指向，把握“量”與“質”的協同發展，對癥下藥，有效補短板、鍛長板，不斷夯實產業基礎能力，有效推進體育產業高質量發展。

　　第二，以實現“量”的快速增長為邏輯起點。我國體育產業尚處于快速發展向高質量發展的轉型階段，到2035年體育產業“成為國民經濟支柱性產業”，實現體育產業的快速增長，是分析體育產業高質量發展“量”與“質”協同的邏輯起點。與此同時，體育產業除2020年外，增長速度一直保持在11.6%以上，總體呈現一種快速發展狀態，處于由導入期向成長期發展的過渡階段[34]，實現“量”的擴張是這一階段的顯著特征。產業規模和增長速度仍然是體育產業發展所追求的基礎性和關鍵性指標，拓展市場需求，擴大產業發展規模，盡可能提高增長速度，是體育產業高質量發展的重要任務與發展的現實訴求。

　　第三，以提質增量為現階段目標。首先，體育產業發展不平衡問題突出。體育產業各大類“量”的發展水平存在嚴重不平衡問題，體育本體產業發展不足，尤其是體育競賽表演活動產出比僅為1.0%，與之密切相關的體育經紀代理與廣告、體育傳媒與信息服務業的增加值排列在后三位。其次，體育產業“質”的拉動效果不平衡不充分。競賽表演業及其相關大類增速雖有提升，生產率雖有提高，由于量的積累太小，對體育產業發展的貢獻率都在最低水平徘徊。再次，低效率的“質”的發展問題，制約體育產業高質量發展。因此，有效推進體育產業高質量發展，必須通過“質”的充分發展來提升“量”的增長，才能形成發展定力，增強產業發展的韌性。“質量第一、效益優先”是體育產業高質量發展追求的目標[35]，但是體育產業高質量發展處于初級階段，現階段體育產業在關注共享發展，以人民為中心，滿足大眾的健康水平和體育美好生活需求的同時，應該更加關注體育生產效率的提升，積極擴大內需，提高生產率，推進規模的增長與增速的提高。所以，體育產業通過“質”的有效提升，積極引領“量”的合理增長，實現提質增量。

　　第四，以創新驅動“質”的有效提升為根本動力。創新發展是我們應對發展環境變化、增強發展動力、把握發展主動權的根本之策。首先，立足體育產業生產效率不高，尤其是體育用品制造業，生產效率低下，體育品牌產品或企業少[36]，需要通過技術創新，發展數字體育、智慧體育、數字化生產與銷售、智慧化體育公共服務、智慧體育場館等[37-39]，實現制造業向智能化與個性化制造轉變，提高產品質量，也為參與國際競爭做好“質”鋪墊；然后，需要在體制機制上加強創新，構建以新型的體育舉國體制為支撐，以提供良好的專業性政策為保障，促進體育本體產業“量”的合理發展；最后，針對我國體育產業結構專業化發展不足，構建體育產業鏈創新發展機制，進行產業鏈的現代化發展設計，延伸產業鏈，提高產業的附加值，需要有效的創新驅動，提升高質量發展“質”的水平。其中，通過簡政放權，降低產業流通過程的成本，激發市場活力；通過創新驅動，進行技術創新、產品創新、服務創新、管理創新、營銷創新，建立體育產業全領域創新機制，激發各發展要素活力；通過高質量發展生態的營造，建立有效的市場機制，破除制約發展活力的體制機制障礙，讓各市場主體敢于發展與創新，激發微觀主體的活力。

　　第五，以分類發展為推進機制。體育產品的生產、營銷、消費等領域發展參差不齊。一方面，我國體育產業結構優化程度低，本體產業的發展水平差；各大類產業之間相互延伸程度不夠，體育休閑健身活動各部門的資源轉換能力差，深加過程嚴重不足，產業附加量低，仍呈粗放型發展狀態[25]。另一方面，體育產品鏈發展韌性強但發展程度低，體育用品制造與銷售具有較長的產業鏈但發展韌性差、生產率發展水平低，體育服務業技術水平和進入門檻低，在市場繁榮的背后，“短鏈”“斷鏈”與競爭激烈等問題依然突出，等等。我國體育產業發展成熟度不一致，“量”與“質”協同推進機制就很難按照統一的模式搭建，需要按照分類發展的要求構建其推進機制，既要有“體育+”和“+體育”的橫向拓展，又要有從體育大產業業態向各大類業態深耕細作深化。同時，提高供給和需求的適配性，突破供給約束堵點，構建更高效率的投入產出關系，實現體育產業在更高水平上的動態平衡，特別是要充分利用國內消費大市場的需求潛力，以擴大需求支持技術的更新迭代，促進新動能加快成長。我們追求體育產業發展經濟效益的過程中，梳理體育產品的經濟屬性與社會屬性，既要有高端體育產品與技術等“質”的發展機制，也要有大眾消費等基礎體育產品“量”與“質”協同的供給機制，以分類發展為指導，構建“量”與“質”協同的發展機制。

　　3 “量”與“質”協同推進我國體育產業高質量發展的路徑

　　3.1 優化體育產業高質量發展生態，持續擴大內需第一，以國內體育產業大市場增強國內大循環的內生動力。把實施擴大內需戰略同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有機結合起來，通過市場需求拉動供給與供給擴大需求相互促進，實現供需兩端動態平衡、良性互動，是經濟循環暢通的核心邏輯[40]。擴大國內需求是我國體育產業規模持續擴大的基礎，需要構建促進體育消費的市場機制，挖掘國內體育市場潛力，構建國內統一的體育大市場，增強國內大循環的內生發展動力，進而持續擴大內需。

　　第二，推進體育產業高質量發展的制度生態建設。良好的體育產業政策供給推動體育產業的快速發展，但由于自身高質量發展動能積蓄不充分，極易受外部因素擾動，因此，必須強化體育產業高質量發展制度生態建設。其中，在繼續推進體育服務業發展政策的基礎上，關注體育本體產業發展政策的制定與實施，帶動產業鏈的升級。

　　第三，積極營造體育產業高質量發展的文化生態。以體育強國建設目標為導向，以新修訂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體育法》以及相關的體育產業發展的專門政策為引領[41]，在“量”的發展基礎上，關注體育產業發展的結構優化、效率提高、效益提升、韌性增強等質量意識的形成，使之成為一種體育產業發展文化，以這種文化的滲透力，提高體育產業“質”的發展水平，進而促進“量”的可持續性發展。

　　第四，不斷推進體育產業高質量發展的協調發展生態。一方面，要積極營造產業創新、技術進步的體育產業發展氛圍，以良好的發展生態激發體育產業內部各門類、各大類、各要素的活力，提高全要素生產率，進而激活體育產業發展的內生動力；另一方面，要進一步推進體育產業發展的區域協調，制定體育產業的區域重大戰略與主體功能區戰略，全國一盤棋，依托國內體育產業大循環的支撐，有效轉化為持續不斷地增長動力，不斷提高體育產業高質量發展的水平。

　　3.2 推進體育產業發展要素的協同，提升產業鏈韌性第一，重構體育產業鏈。體育產業發展要素協同是推進高質量發展的重要路徑，結合體育產業發展的階段性特征，以完全均衡發展的結構合理化要求尚不到時機。由圖5、圖7可以發現，以服務業為導向的產業結構高級化不斷推進，其產業鏈韌性卻呈動態下降趨勢；而以本體產業為導向的產業結構高級化發展程度不足，產業鏈韌性卻呈動態上升趨勢。加強體育服務業發展的專門性政策供給，但體育服務、體育用品制造、體育場地設施建設之間的內在關聯性不強，要素之間的協調發展動力不足。所以，重視體育產業鏈的發展，重構體育產業鏈發展體系，形成體育產業要素有效協同機制。

　　第二，依托國內大市場，促進體育產業鏈的根植性。隨著我國制造業的發展，產業鏈的根植性不斷增強[42]。面對國內生產成本上漲、全球產業鏈重構等因素，引發產業鏈外遷，增加產業鏈的不安全性，這就需要依托建設國內體育統一大市場，增強產業鏈的根植性。一是，在優化勞動密集型產業初級要素發展的基礎上，提高體育高素質人力資本等高級生產要素水平，在技術、大數據、市場等方面形成發展動力，提升產業的根植性，預防內外部環境的變化而發生遷移。二是，建設國內大體育市場的良好發展生態，使上下游配套投入品更易獲取，技術信息流動和協作更順暢[43]，有效降低成本。三是，營造良好的體育高級人才發展環境。因為產業外遷的核心是高素質人才的外遷，需要提升知識、技術、管理等高級生產要素的作用，既能培養人才，更能留住人才，形成穩定的體育產業鏈發展的社會環境。

　　第三，激活體育上游產業的發展動力。產業鏈相關理論與實踐告訴我們，上游產業是產業鏈發展的動力和引擎，會有效帶動中下游產業的發展，由此，需要激活體育上游產業。體育本體產業是體育產業垂直生產供應鏈中的上游產業，現實發展中的體育本體產業、體育相關產業、體育延伸產業之間有較強的關聯性，各要素之間相互協調與促進，發展韌性強，但由于體育本體產業發展缺乏相應的動力機制，對體育產業的貢獻率低。所以，通過體育競賽表演活動和體育健身休閑活動兩個領域激活，增強其發展動力，促進體育產業發展要素的協同，提高產業發展效率。

　　第四，培育體育產業鏈“鏈長企業”。企業是產業發展的主體，體育產業發展必須積極應對我國體育產業鏈“大而不強、全而不精”問題，及其產業鏈不長、生產效率低的現實。2021年習近平總書記在《省部級主要領導干部學習貫徹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精神專題研討班上的講話》中指出，中央企業要勇當原創技術的“策源地”、現代產業鏈的“鏈長”。所以，要積極運用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優勢，構建現代化的中國式新型體育產業發展舉國體制，培育體育全產業鏈，集中力量培育體育產業鏈的“鏈長企業”，站在產業鏈安全、技術前沿以及產業高質量發展的高度，積極發揮體育領域國有企業在競爭力、創新力、控制力方面的優勢，破解技術瓶頸，帶動基礎軟硬件突破，強化戰略性需求牽引，填補產業共性技術缺口[44]，增強體育產業鏈的抗風險能力與安全水平。

　　3.3 實現體育健身休閑活動提質增量，挖掘發展新動能第一，培養健身休閑活動新產品研發理念。目前我國基層健身休閑活動的主要產品還停留在體育運動項目的培訓、推廣、消費層面；近些年來借鑒國外的體能訓練技術與方法形成的體能訓練產品，開拓大量的健身市場，但門檻低，競爭壓力大，效益低；韓國的跆拳道、印度的瑜伽充斥著我國的健身市場，也沖擊中華傳統體育市場的發展等。其實，中華傳統體育具有深厚的養生價值、康復價值、健身價值，有待于進一步挖掘，克服“外來和尚好念經”的思維慣性，要有民族文化自信，通過自力更生研發健身、養生等新產品，至少引領一個時代乃至更長時間的市場發展。

　　第二，立足體育產業價值實現，拓寬健身休閑活動發展空間。體育產業發展從“體育搭臺經濟唱戲”的配角，經歷“+體育”逐步走向“體育+”，變成體育產業發展的主角。但我們也必須明確地看到，在“體醫融合”“體旅融合”等“體育+”產業活動中，體育產業仍處于一種配角的發展階段，期冀盡快通過這種融合過程培育體育本體產業產品，引領整個產業鏈的新發展。

　　第三，以“人民體育”定位，提升健身休閑活動生產效益。體育健身休閑活動的社會效益主要體現在服務人民健康需求，從滿足人民健康需求中尋求經濟效益發展新的動能。其中，青少年近視、肥胖、脊柱側彎等運動干預的產品，“三高”運動干預的精細化控制產品等，通過“體育+”過程研發，變成可復制能推廣的體育公共服務產品，在推廣服務過程中實現經濟效益的全面提升。

　　第四，以區域協同機制，構建健身休閑活動國內大市場。健身休閑活動發展以服務人民健康為宗旨[45-46]，這亦成為構建新型體育舉國體制重點關注的領域。需要全國一盤棋，健身休閑活動產品的公共服務、配套研發與生產、推廣服務等一系列產業發展過程，要打破領域限制、區域控制、行業壟斷，形成統一的國內大市場，充分擴大內需，擴大健身休閑活動發展規模，實現“量”的快速發展。

　　3.4 破解體育競賽表演活動發展的瓶頸，增強發展動力體育競賽表演活動的主要鏈條表現為上游的競賽表演活動生產－中游的賽事宣傳推廣媒體傳播－下游的受眾觀賽與衍生產品消費，但體育賽事市場尚不完善，體育賽事市場缺乏可供交易的產品，導致與其他產業之間難以形成有效的關聯[47]。根據我國“上游行業行政壟斷，下游行業市場競爭”的非對稱特征[48]分析我國體育競賽表演活動發展的瓶頸，主要源于以下兩個方面：一是競賽表演活動產品的質量制約，二是傳播路徑的壟斷，導致產業發展門檻過高，公眾的體育賽事消費市場不穩定。

　　第一，體育競賽表演活動要輸出高質量的產品。打破體育行業管理過程中的壟斷，簡政放權，提高市場在資源配置過程中的效率，尤其是足球作為世界第一大運動項目，也是世界第一大體育產業，英國有3萬余支業余足球俱樂部和300萬俱樂部會員的基礎，支撐著英國足球產業與文化的不斷發展，被譽為“足球工業”。中國足球的某些亂象，主要源于我國對競賽表演活動的管理過程中存在較為突出的行業壟斷性，影響競賽表演活動的產品生產與質量提升。這需要我們通過簡政，把更多的經營權下放給市場，把更多的管理重心放到公益性、基礎性、關鍵性的產業發展和市場推廣上，實現政府和行業管理與市場發展協同推進。

　　第二，破解傳播過程的壟斷性。破解體育傳播過程中的壟斷，不是不尊重賽事的知識產權，而是通過國家主流媒體與新媒體的積極融合，國營媒體與民營媒體的有效合作，發揮民營媒體發展的靈活性，實現競賽表演活動信息的暢通與更廣泛領域的傳播，形成共贏的發展生態。我們不提倡靠壟斷提高傳播收益的路徑，從國內大市場角度分析，這種收益僅僅是一種低效益的局部壟斷收益，也不利于拓展競賽表演活動的大市場構建，反過來影響自身收益可持續性和增長性，形成惡性循環。

　　第三，積極推進體育傳媒與信息服務業的發展，孵化產業發展的新生長點。體育產業各門類各大類發展，體育教育與培訓、體育經紀代理與廣告、體育傳媒與信息服務產出持續增長，其中體育產業產出比，體育教育與培訓、體育經紀代理與廣告、體育傳媒與信息服務業分別增長了5.2倍、4.0倍、5.7倍，位列增速的第一集團序列。其中體育教育培訓一直是體育服務業發展的重點領域，其發展基數較大，而體育經紀代理與廣告、體育傳媒與信息服務業的發展與體育競賽表演活動密切相關，尤其是體育傳媒與信息服務業的產出量已經占到體育產業的3.4%，具備體育產業新生長點的重要培育領域的條件，體育經紀代理與廣告業可以作為體育產業新生長點積極孵化。孵化和培育這些新生長點，需要競賽表演活動市場規范化發展的支撐，形成相互關聯相互促進的產業鏈。

　　3.5 實施體育產業全領域創新，催化高質量發展活力催化體育產業發展活力表現為有效控制低效益的發展，加快高效益、高效率的產業領域發展。在催化活動過程中，創新是第一動力，包括宏觀的中國式體育現代化建設[49]、現代化體育產業體系構建[50]、體育制度建設[41]、體育用品制造業轉型[51]等創新理念、創新生態、創新體系、創新保障等。誠然，創新是一個動態發展的大課題，謹以微觀的創新領域進行列舉式闡釋。

　　第一，健身服務業的創新。在現有健身項目培訓、體能訓練等領域市場開發的基礎上，在“體醫融合”過程中關注身體運動功能訓練的產品研發，如以各種身體活動有效改進異常體態引發的肢體疼痛，以肌力平衡訓練改進頸椎異常誘發的各種疾病，以肌肉拉伸與激活改善對神經或血管卡壓引起的器官功能性障礙，等等，由此可以通過一些基礎性的研究，總結運動功能性訓練的路徑與方法，創新形成一系列的新產品，由此可以催生新的產業鏈，催化全產業鏈的發展活力。

　　第二，競賽表演活動的創新。從一般形式上講，競賽表演活動往往是指面對面的競技或展示，需要多主體參與，運用現代新媒體技術，拓寬傳統競賽的傳播渠道，擴大受眾群體。同時，疫情期間創新性地出現了一種線上競賽的新形式，這給予我們很多的思考，運用大數據、新媒體、互聯網等新技術，開發我們身邊的賽事、人人都能參與的賽事、虛擬場景賽事等，以新型的競賽參與過程創建新產業鏈或新業態。

　　第三，體育用品制造業的創新。體育用品與相關產品制造業主要集中在新材料與新生產技術的挖掘，以及與之相關的營銷理念與方式的創新，諸如溫州產品全面進軍2022年卡塔爾世界杯等；同時，應進一步提升與體育功能的關聯性，諸如改善體態、運動功能訓練等可穿戴產品的研發，以及由此帶來的新型健身器材設計生產、數字賦能新產品的研發等，并以此提升體育用品制造業高質量發展水平，以國內大循環為基礎，保障體育用品制造業“量”的快速發展和“質”的有效提升，進而提高自身的國際競爭能力。

　　體育產業創新催化，需要構建體育領域新型舉國體制，在創新資源配置、技術路線設計、發展方向把握等宏觀問題上做好頂層設計，通過有效市場和有為政府的有機結合，建立市場供求、競爭、激勵等創新機制，提升創新資源配置的協調、協同能力；需要在積極的宏觀調控下，構建以體育企業為主體的創新體系，將創新成果進行有效的市場轉化；需要加強體育創新的專門制度、知識產權保護等措施，構建有效的創新制度體系，營造創新發展的良好生態等，充分發揮體育產業各相關主體的創造性，全方位激發體育產業發展活力。

　　4 結語

　　高質量發展背景下我國體育產業“量”與“質”都有不同程度的發展，規模與速度等“量”的指標水平不斷提高，也存在較為突出的要素發展不平衡問題，生產率、結構優化、發展韌性等“質”的指標水平日益提升，卻呈現各要素“質”的提升幅度不平衡與引領發展不充分現象，表現出“量”與“質”協同發展的不足，其核心問題表現為本體產業的發展水平與產業價值引領嚴重不足，體育制造業生產效率低下，產業內部要素協同機制不完善等，基于此從學理上研究體育產業高質量發展“量”與“質”的協同發展機制，并立足我國體育產業發展的現實與規律，探討其協同推進體育產業高質量發展的路徑，力求回答新時期體育產業如何實現“質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長”。體育產業高質量發展是一個系統工程，需要立足體育產業高質量發展的階段性特征和要求，貫徹新發展理念，以保證“量”的合理發展為前提，以“質”的充分發展為推進機制，提升體育產業高質量發展水平，助力體育強國遠景目標實現。

　　參考文獻：（略）

　　鐘 倪，任君保，張春燕，鐘明寶

　　第一作者單位：原單位為山東土地城鄉融合發展集團有限公司，現單位為山東省青年政治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