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審編輯：牛樂耕
責任編輯：李士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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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7世紀近代科學誕生以來，尤其是兩次世界大戰之后，科學向人類展現出了無與倫比的改天換地的能力。幾百年間，整個人類物質文明的大廈全部建立在現代科學理論和技術力量的基礎之上。科學所獲得的輝煌成就是以往任何一種知識體系從未有過的，技術也成了造就人類社會變化最強大的力量。人類正處在史無前例的科技時代，不僅是周遭世界，就連人類自身的生命、行為、認知乃至意識、情感和道德也面臨著被科技手段深度改造的前景。如果我們把世界想象成一列火車，那么，坐在這列火車上的全體人類正在科學技術的驅動下向著未知呼嘯前行。對此，我們是只需為愈來愈快的行駛速度歡呼雀躍，還是應該冷靜追問我們正在駛向何方？科技時代，擅長追問與反思的人文社會科學可以做些什么？
啟蒙并未終結
2018年6月，美國前國家安全顧問基辛格發表了一篇題為《啟蒙如何終結》的文章，表達了人文學科領域滯后于人工智能技術發展的擔憂。曾經的啟蒙時代，是人文學科領域的思想弄潮兒引領整個人類社會的風向。技術被用來傳播某項新的哲學見解。可是今天，人文學科界對正在迅速發展并將深刻改變人類社會的人工智能技術缺乏了解，或者被人工智能的能力所嚇倒，遑論引領技術發展。與此同時，科學界專注探索其成就的技術可能性，技術界專注于技術的商業前景，二者在政治和哲學方面都缺乏經驗。
早在1959年，針對當時英國有科學家不知道莎士比亞、有文學家不懂得熱力學第二定律的狀況，兼具科學家和小說家兩種角色的C.P.斯諾在劍橋作了一次著名的演講，談及“兩種文化”，指出了當時英國在科學文化與人文文化之間的隔閡，即，由于科學家與人文學者在教育背景、學科訓練、研究對象以及所使用的方法和工具等諸多方面存在差異，這兩個群體關于文化的基本理念和價值判斷經常處于相互對立的位置，彼此互不往來甚至相互鄙視。斯諾希望兩種文化之間能多多溝通理解。不過，那時的英國重文輕理，所以，斯諾更多批判的是人文知識分子的傲慢和自負，替科學家群體打抱不平。
然而，今天這種狀況似乎顛倒過來了：恰恰是科技界強盛發達，人文社科界式微衰退。如果按照康德的說法，啟蒙就是要有勇氣運用自己的理智，那么，今天這個科技時代，人類是否還可以鼓起勇氣運用自己的理智選擇前行的方向，不迷失在科技高速發展帶來的惶惑之中？在筆者看來，這個答案是肯定的。因為科技時代，科學技術自身的樣態已經發生了巨大改變，需要攜手人文社會科學才能共同應對挑戰。人類的啟蒙運動并未終結，只是之前的啟蒙片面地仰賴工具理性，逐漸拋棄了價值理性。現在，是時候讓以人文社科所代表的價值理性回歸了。
科學的發展呼喚價值理性的回歸
首先，科學技術自身的樣態已經發生改變，我們需要刷新我們對科學的理解。眾所周知，誕生于近代西方的科學是建立在對事實和價值進行二分的哲學基礎上的。得益于此，科學仿佛是一本在開頭按照既定方法規則演算、在結尾就能找到明確答案的練習冊。在這里，大自然是簡單的，大自然的規律是確定的，人類也因此可以控制自然。在這里，沒有不確定性或價值的立足之地。為了確保科學技術總是服務于人類既有的目的，運用科學技術的結果也總在人們的預期之中，為了防止價值或社會因素“污染”純潔的科學研究，以邏輯實證主義為代表的哲學家們設計出了一套方法論規范，作為判斷是否是科學的標準；以默頓為代表的社會學家總結出了一套社會規范，以確保科學的制度性目標——“擴展被證實了的知識”。但是，20世紀70年代以來科學知識社會學的研究表明，科學知識，像任何知識一樣，是一個社會建構的過程。科學家并非僅僅依靠實驗室的數據得出科學結論。實驗室的數據經常存在不確定性，不同科學家之間、不同實驗室之間，需要對實驗結果進行協商，以確定哪些是重要的數據，哪些是可以接受的不確定性。整個科學研究的過程、科學結論的達成、科學共識的形成，都是通過科學家作為社會人來完成的，都涉及社會性活動。在這一過程中，個體的科學家的興趣、利益都有可能影響到科學研究的問題的選擇和定義、結果的評價、知識產權的處理等。可以說，在科學研究活動中，價值是無處不在的。只不過，價值的考慮在很大程度上被隱藏在各種客觀的數據和圖表背后。與此同時，很多學者的研究表明，即便是科學界目前普遍用來確保科學研究工作可信的同行評議和可重復實驗方法，在實際開展過程中，也存在包括種族、性別、語言、國家、內容等各種形式的偏見。簡言之，進入大科學時代，科學活動早已不再是有志于探究自然奧秘的人的業余愛好，而變成了一項職業，更變成了滿足社會某項經濟需求、體現社會某種政治意圖的手段。科學技術塑造出來的人工世界是一個復雜的系統，自身具有脆弱性和易受攻擊性。在糅合了各種政治、經濟因素之后，蓬勃發展的科學技術已經和資本一起，將我們推入了一個“風險社會”。人們已經認識到，科學知識以及科學知識得以產生的社會秩序是互相內嵌，彼此共同生產出來的。科學技術研發過程不能被看成隔離于社會關系之外的黑箱，社會和價值問題也不能被狹隘地局限在對科技的后果應用上。科學家們不能只聽憑科學技術自身的邏輯，而需要依據能否造福人類社會的價值標準來做出是否進行某項研究、如何進行研究的選擇。克隆人研究被各國禁止就是一例。
其次，越來越復雜的社會政策問題也呼喚人文社會科學的出場。今天，很多科學問題不再起源于抽象的科學好奇心或者工業的需求，而產生于那些事實不確定、價值有爭議、風險巨大、決策緊迫的典型爭端。此時，那種根據實驗數據得出結論，再依據科學推理制定適合且無爭議的政策的傳統思路，已經不再適用了。在問題解決活動中，傳統的“硬事實”較之“軟價值”的支配性地位被翻轉了過來。在充滿不確定性的新興技術那里，對后果的控制越來越不可能。現在，事實是軟的——科學上無法給出唯一確定的結論，價值觀卻是硬的——人們迫切需要做出基于價值觀的決策。這意味著，有效的科學實踐規范不再可以無視由科學活動及其后果帶來的社會和道德爭端。對此，僅靠自然科學界本身是無法破解的，需要包括人文社會學科在內的各個學科的知識分子做出貢獻，也需要發揚對世界和社會的多元化認知。所以，科技時代比以往更加需要人文社會科學。在西方，近年來，以科學技術論為代表的跨學科人文社會研究以倫理、法律和社會問題研究、技術評估和公眾參與等各種形式涉入了諸如納米技術、合成生物學等科技領域的研發過程，試圖用社會價值型塑科學技術，使之以公眾可以接受的方式嵌入社會，取得了一定成效。在人工智能領域，同樣展現出了跨越“兩種文化”的合作跡象，不僅中國、美國、歐盟、聯合國等國家或國際組織的人工智能戰略或政策文件都特別強調人工智能領域的跨學科研究和人文視角，谷歌、微軟等科技公司也自發成立了倫理委員會，公開討論人工智能可能帶來的倫理挑戰。
2017年，在麻省理工學院的畢業典禮上，蘋果公司首席執行官蒂姆·庫克發表演講時曾說：我所擔心的并不是人工智能能夠像人一樣思考，我更擔心的是人們像計算機一樣思考，沒有價值觀、沒有同情心、沒有對結果的敬畏之心。……因為科學就像在黑暗中探索一樣，人性就像是燭光，照亮我們走過的地方和前路的艱險。是的，科技本身是不夠的，唯有讓科技和人文結合起來，才可以讓我們真正懂得如何敢于運用自己的理智。當價值觀跟科技融合起來時，科技的光芒才能真正地惠及所有人。科技時代，啟蒙并未終結，真正的啟蒙才剛剛開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