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中國經濟已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正處在轉變發展方式、優化經濟結構、轉換增長動力的跨越關口。高質量發展是國民經濟系統從量到質的本質性演變，是由系統中的許多因素共同作用、綜合推動的發展結果。因此，必須通過強化該系統中具有相互關系和內在聯系的各個環節、各個層面、各個領域的交互作用，推進這個有機整體的升級和躍進。關鍵問題是，我們要通過全面深化改革，通過頂層設計、上下結合，形成支撐高質量發展的一些基礎要素。

　　支撐要素之一：非均衡戰略逐步轉向均衡戰略

　　實施非均衡發展戰略的特征，是通過把有限的資源傾斜用于重點戰略部門的發展，試圖用產業關聯效應拉動其他部門發展。這雖然可以人為地快速推動重點部門的擴張，但是長期實施的消極后果是：國民經濟各部門、各地區容易出現“重大結構失衡”；過度強化了政府和產業政策的作用，抑制了市場發揮作用的空間。

　　非均衡戰略逐步轉向均衡戰略，是實現高質量發展的重要的宏觀經濟基礎條件。重大結構性失衡其實主要來源于長期實施的追求速度的非均衡戰略。轉向均衡發展戰略意味著我們必須揚棄過去用行政手段集中配置資源的方式，轉而通過利用市場機制決定資源的配置。

　　當今，中國經濟發展的非均衡狀態更多表現為生態環境、關鍵技術、基本公共服務、基礎設施、要素市場發育等領域短板或瓶頸。未來實施均衡發展戰略，要更好地發揮政府的作用，尤其是在非市場調節的上述領域要加大政府的投入力度。

　　支撐要素之二：片面工業化轉向四化協同發展

　　為加速推進工業化發展，過去我們實施了農村與城市隔離、農業剩余支持工業化的種種措施。副作用是除了加劇了二元經濟結構下農業、農村的衰退外，廣大農民和城市中低收入階層的低收入和低需求，難以消化制造業的巨大產能，結果便發生了嚴重的過剩產能，很難有高效率、高質量的經濟增長。

　　黨的十八大提出要推動新型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農業現代化同步發展，中國的發展戰略開始突破工業片面發展的格局。十九大進一步提出，要建設實體經濟、科技創新、現代金融、人力資源協同發展的產業體系。建設四位協同的產業體系，從要素投入角度而不是部門分割角度，明確了未來創新引領、產業協同發展的總要求。

　　支撐要素之三：要素市場化配置成為進一步推進市場取向改革的重點

　　經過40年改革開放，中國已經實現了高度的商品市場化配置，價格成為調節商品配置的主要機制，但是中國經濟轉軌的重任并沒有徹底完成，主要體現在要素市場化配置這個更為艱巨的任務并沒有真正完成。

　　在要素市場配置中，發展得比較徹底和充分的主要是貨幣市場、技術、信息等市場，而資本市場和勞動力市場的功能還不夠完善。這樣結構調整便會遇到一些困難。結構調整的困難是高質量發展的天敵，會造成資源的低效率利用。在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中，調整產業結構是化解產能過剩、消滅“僵尸企業”的主要途徑，是糾正資源在產業內配置失誤、提高供給質量和效率的主要措施。

　　清除“僵尸企業”，化解產能過剩，需要盡量避免直接破產，避免運用激進手段制造人為的社會沖突。為此，要素市場化配置要利用資本市場的內在功能，通過兩類機制來實現：一是主動性調整機制，即通過鼓勵企業間的收購兼并，消滅低效率、產能過剩的企業；二是被動性調整機制，即由市場倒逼、企業為主體，放任市場機制自動和自我調節，讓產能過剩企業自生自滅，由此實現市場自動出清。

　　支撐要素之四：在講究效率的基礎上實現共享性分配

　　在高速度發展階段，初次分配講效率優先，再分配適度考慮公平，這無疑有助于實現速度趕超戰略。但是這一分配原則長期實施，必然會導致整個社會收入分配和財富擁有結構的嚴重失衡，從而引起比較嚴重的社會矛盾。支撐進入高質量發展階段的一個重要的基礎性改革，就是要進行分配機制的調整。

　　初次分配要講公平，再分配更要講公平。如財富在居民、企業和政府三者之間的分配，政府和企業從財富總盤子中拿多了，居民就不可能很富裕。無論分配和再分配怎么進行調節，一個正常的社會都需要鼓勵生產性努力，這就是要大力發展實體經濟，提高GDP中的含金量。

　　支撐要素之五：找到產業政策優先還是地區政策優先的平衡點

　　產業政策的基準是生產率上升原則和需求的收入彈性原則，那些生產率上升速度高、需求收入彈性大的產業，首先會作為主導產業得到發展。因此，產業政策優先意味著資源配置主要取決于效率導向。這在空間上會產生歧視效應。

　　地區政策優先的主要基準是地區間發展的公平主義取向，一些發展條件較差的邊遠地區、資源地區、革命老區、少數民族地區在實施這一優先原則時將得到優先發展。顯然，從經濟效率的角度看，地區優先的政策取向是損害靜態效率的，但是在動態、全局意義上并不一定。

　　高質量發展是一種綜合多元的評價標準，因此，對應它的最適當的狀態是找到產業政策優先與地區政策優先的平衡點。主要的平衡措施有：主要以發展城市群落的政策來促進鄉村振興；可以通過建設世界級先進制造業集群的辦法來均衡區域和產業的關系；有意識地加速區域經濟發展一體化。

　　支撐要素之六：把生態環境內化為經濟發展的財富

　　過去綠色化是成本，代表的是貧困和未開發，現在要把其內化為收益、福利和財富。高速度發展階段把對環境的整治和保護支出作為成本因素考慮，千方百計地節省環保投入以便可以把稀缺資源用于增長。高質量發展階段把環境當成發展追求的目標，是社會財富的重要組成部分，因此，環保支出是實現財富增長的手段。

　　在地區之間要建立生態環境的補償機制。建設美麗中國需要把環境保護的倒逼壓力，轉化為經濟轉型升級動力的制度，必須把目前限于工作層面的倒逼機制提升到政策層面，并在此基礎上進一步上升到法律法規層面。

　　支撐要素之七：建設基于內需的高水平的開放型經濟

　　過去開放經濟道路走的是出口導向的全球化。這個戰略的基點，在于利用的是別國市場，而不是我們自己的市場。2008年之后，世界金融危機顯示了這種性質的“全球化紅利”已經基本結束，中國需要與世界進行再平衡。這個再平衡就是要在擴大內需條件下，及時主動地啟動“基于內需的全球化經濟”戰略。

　　“基于內需的全球化經濟”并不是一個新現象。美國就是一個典型的基于內需的全球化經濟體系，它的最終需求規模一直處于全球最大的地位，強勢的國內市場需求加上其他非經濟因素，塑造了長期的強勢美元地位，誘使全球生產要素向美國流動，導致了全球其他奉行出口導向戰略的國家對其進行大量的出口，使美國可以成為吸收全球高級要素力度最大的國家。因此，基于內需的經濟全球化，就是要在加入全球分工體系的基礎上，強調利用全球的優質要素發展自己。中國盡早啟動這一戰略，也是為了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以不斷增大的內需來擴大進口，也能起到促進中國經常項目收支平衡的主要作用。

　　支撐要素之八：高質量的制度供給能力

　　政府在推進高質量發展的過程中，把主要的精力放在為市場運行和社會發展設立、修改、創新、監督、執行制度規則上，以此推動經濟進入轉型升級新階段。

　　制定規則、創新規則、修正規則、監督和執行規則，就是改革、創新和升級。政府層面的這些制度供給行為，就是把新理念、新思想、新方法、新機構、新法規、新政策和新工作載體等，引入原有的制度體系、政策體系和工作體系，實現新的促進發展的動因組合。

　　在高質量發展的背景下，政府層面的制度創新和制度供給，要重點解決發展中存在的結構性、體制性和素質性的矛盾和問題，主要包括以下幾個方面：（1）硬化所有權的約束，即預算約束硬化。這是高質量發展的效率基礎。（2）確立為高質量發展而競爭的地方政府機制。要求把為增長而競爭的舊式地方政府運作體制，通過輸入新的高質量目標函數，改造為適應新時代、解決新的社會主要矛盾服務的新體制。（3）產業政策要讓位于競爭政策。舊式的產業政策的實質是通過制造所有制歧視、產業歧視、內外經濟主體歧視、地域歧視等，實現非均衡的快速增長。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的深化，需要把它逐步過渡到公平競爭取向的競爭政策。（4）確立法治化的政府宏觀調控體系。加強對市場主體行為的監管，是規范市場運行的主要手段，也是保護各方利益主體正當利益和市場運行的基本要求。自由退出市場，是解決軟預算約束、化解產能過剩、緩解過度競爭、消滅“僵尸企業”的最有力工具。公平競爭是保證順利進入高質量發展階段的微觀機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