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大報告指出，要“提高社會治理社會化、法治化、智能化、專業化水平”。構建“共建共治共享”的社會治理模式，必須提高“三共”治理的“四化”水平。

　　第一，推進社會治理社會化。新時代社會治理必須走出傳統的“國家—社會”的對立管制思維誤區，否則通過單向約束性、維穩式管控不僅會遺漏大量矛盾，還可能制造新的社會隱患。因此，“三共”治理必須推進社會治理的社會化水平。概言之，社會治理社會化就是要充分調動社會各方力量參與社會治理，統籌社會各種資源支持社會治理，激發社會治理活力，推動形成矛盾自我化解機制，發揮最大限度的社會治理效益，從而實現社會治理共識統一、行動協同、結果共享的社會化治理。

　　第二，推進社會治理法治化。“法律是治國之重器，良法是善治之前提”，厲行法治是促進、保障“善治”的前提。因此，“三共”治理必須推進社會治理的法治化水平。要以法治作為社會治理的基本方式，善于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謀劃和推進社會治理。需要注意的是，社會治理法治化中的“法”并不僅僅指國家法律，其范圍還包括黨內法規、行業自律規范、組織自治規范等大量“軟法”規則。換言之，社會治理的法治化并不強調“制裁”，而是重在“制約”“治理”。

　　第三，推進社會治理智能化。隨著互聯網的進一步普及和發展，智能化信息網絡等社會變革將進一步改變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習近平總書記深刻指出，“沒有信息化就沒有現代化”“過不了互聯網這一關，就過不了長期執政這一關”。因此，社會治理現代化的前提必然是器物技術層面的現代化、智能化。在社會治理實踐中，不僅要將人工智能大數據、云計算等新興技術工具運用到社會治理中，還要善于將互聯網新理念、新思維融入想問題、做決策、辦事情等社會治理具體過程中。總之，推進社會治理智能化，主動適應智能化新時代發展已是刻不容緩、迫在眉睫。

　　第四，推進社會治理專業化。隨著現代社會矛盾的復雜化、社會問題的專業化，社會治理必然要求通過專業化分類治施、精準治理的方式提高“三共”治理的現代化水平。一方面，要推進社會治理方式方法專業化，豐富并提高風險預警防范、突發事件應對、矛盾調解處理、利益疏導調整等多種治理方式方法及其專業化能力。另一方面，要培養社會治理的專業人才隊伍，要善于針對社會矛盾進行調查研究并能提出專業性建設意見，要引導社會用法律途徑、通過合法方式解決各類糾紛等，為社會治理專業化提供人才支撐。

　　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會治理格局，必須協同推進“國家政府頂層設計—社會組織中間層媒介—人民群眾基層共治”三方面主體在“三共”治理格局中互動共通、協同推進的作用。

　　首先，國家政府應當側重于“三共”治理的頂層設計，加強共建體制安排、共治制度供給和共享機制支撐。在中央推行“放管服”改革的背景下打造“三共”治理格局，并不意味著要減少政府職責或責任，而是要求堅持在黨委領導下，政府負責主體推進、組織協調包括政府機構、社會組織、社會公眾在內的多方主體共同參與社會共治，尋求“最大公約數”，協調統一推進社會治理。因此，政府最重要的是加強頂層設計、構建制度平臺，充分調動社會治理的積極因素。

　　其次，社會組織作為政府和公眾溝通、互動的媒介，在“三共”治理體系中發揮著承上啟下的作用。首先，政府和社會中間層組織可以優勢互補，提高社會治理效率和效果。其次，社會中間層組織在“放管服”改革中承接政府提供公共產品和服務的職能，作為社會矛盾治理的緩沖地帶，提高社會矛盾治理的承受能力。最后，社會中間層組織對上可以輔助政府進行頂層設計、制約公共權力，對下可以疏導基層矛盾、調適社會關系。所以在“三共”治理體系化建設中，推動社會治理重心下移，實現政府與社會的雙向調適、基層公民良性自治，社會中間層組織起到關鍵性作用。

　　再次，人民群眾基層共治是“三共”治理的基礎部分，“三共”治理的核心內容也在于共治環節。公共參與本身就是社會治理的重要維度，而基層共治更是現代社會治理的共同期待。基層共治首先必須構建基層共治平臺，培育共治價值，秉承公共精神，并在規章制度的框架內，在社會組織的引導下，為共同利益開展共同行動。

　　黨關于社會治理的理論完善和實踐調適預示著“社會治理格局”必將重塑和再造，從而回應新時代社會主要矛盾發生深刻變化的客觀事實，回應新時代一系列新變化、新問題、新挑戰。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會治理必將推進形成“良善之治”的社會格局。

　　（作者：金成波，系中央黨校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中心副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