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審編輯：牛樂耕
責任編輯：李士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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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
供應鏈金融的本質是共享信用。一份應收賬款之所以能夠轉讓流動，是這份應收賬款背后的信用在支撐著。國有企業如果能由被動變主動，主動構建規劃，盤活本身的信用，‘一招棋勝，滿盤皆活’。國有企業的信用源源不斷地輸入到民營企業之中，民營企業的活力由此煥發出來。
用共享信用的思路來重構供應鏈金融，實現信用在國有企業和民營企業間自由流動，進而帶動全社會其他經營主體推廣共享信用，是解決制約供應鏈金融發展的難點問題的必由之路。
共享信用，會成為繼國有企業制度創新、混合所有制改革之后的第三股力量，帶動國企和全社會其他主體的新舊動能轉換。
山東國有企業多，恰恰是山東的優勢。我省在幾輪新經濟的發展浪潮中，曾經錯失過幾次發展機遇。如果山東利用國有企業的優勢，成為規則的制定者，成為共享信用的策源地，通過政府推動國有企業共享信用建設，完善法治社會，構建信用社會，帶來的必將是齊魯大地經濟高質量發展。
重新認識供應鏈金融的本質
眾多中小企業是圍繞核心企業的供應商，物流、資金流相互之間流動，這就是常說的“供應鏈和供應鏈金融”。
目前，越來越多的企業認識到，當前的競爭已經不再是企業和企業的競爭，而是供應鏈之間的競爭。由此，也誕生了越來越多的金融科技平臺，不斷地深化和完善供應鏈金融服務。
但他們遇到一個共同的難題，即以國有企業為主體的核心企業因處于強勢地位，由于賬期的存在，以民營企業為主體的供應商手里形成了大量的應收賬款。供應商手里的應收賬款，得不到核心企業的確認，無法實現有效的轉讓、變現。
從全國來看，2017年票據貼現和保理業務總量達到10.32萬億元。再以山東省為例，2017年，僅166家山東上市公司，應收賬款占當年營業收入的比率在50%以上的75家，占比接近40%，其中31家比值在100%以上；截止2018年第三季度末，山東省轄內上市公司應收賬款余額946.59億元，應付賬款余額1000.78億元。
應收賬款比例過高，導致的直接后果便是本身就融資困難的企業又在加速現金流出，企業資金周轉困難，效益下降，嚴重的甚至導致資金鏈斷裂。應收賬款是企業的債權，供應商握有數額不小的債權，卻因為未能得到及時確認拿到錢組織新的生產而關門，實在是一件不應該的事情。
為解決這一難題，專家們和從業者把眼睛都盯在了看得見摸得著的賬單上，在規則條款、科技手段上修修補補。但在實踐中，往往由于核心企業“店”大，供應商“店”小，“小店”不愿意得罪“大店”，還希望繼續與之做生意，“大店”普遍地對應收賬款進行確認缺乏應有的認識高度。一方不敢提，一方不愿做，既使個別核心企業愿意做這件事，也只能是局部的改善。最終，這道難題仿佛像一道高墻，始終豎在核心企業和供應商之間而不可逾越。
打一個通俗的比方：同樣是自己的東西，供應商手里有一只杯子（物權）可以轉讓出去，而有一份應收賬款（債權）卻轉讓不出去。表面上，是每一筆應收賬款，哪怕再小，資方都需要核心企業書面上給確認一下。實際上，杯子能夠轉讓是因為杯子具備了完整的所有權，應收賬款在轉讓時本來就附著在賬款上面的信用被阻隔住了，造成了轉讓的困難。
多年來在我省從事融資租賃業務的山東普惠融資租賃股份有限公司總經理房健說：“這是因為我們在以前并沒有真正地認清供應鏈金融的本質，供應鏈金融的本質是共享信用。一份應收賬款之所以能夠轉讓流動，是這份賬單背后的信用在支撐著。賬單得不到核心企業的確認，核心企業的信用沒有背書到賬單上，造成了轉讓、變現的困難。”
銀行業人士的說法也印證了這個觀點。對于中小企業手里握有的核心企業應收賬款，只要有核心企業的確認，銀行是樂意兌付的。原因很簡單，核心企業有著良好的信用，不愁他們還不了錢。中小企業把應收賬款轉讓給銀行，符合銀行的風險偏好。
認清供應鏈金融的本質是共享信用，為供應鏈金融打開了一個全新的發展空間。如果核心企業主動拿出信用在供應鏈金融鏈條上共享，阻隔在核心企業和供應商之間的高墻自動消失。“國有企業的信用源源不斷地輸入到民營企業之中，應收賬款實現自由轉讓，資金鏈不再因為賬期的問題而停轉，民營企業的活力由此煥發出來。而對國有企業而言，帶來好處也是不言而喻的，如合理安排資金，降低有息負債，獲得新的收益，增進整個鏈條的競爭力。”房健先生說。
從共享信用的角度改革供應鏈金融，會降低鏈條上供應商的融資成本，提高供應鏈鏈條的競爭力和效率。比如，在供應鏈上供應商轉讓一次自己的應收帳款（核心企業的應付賬款）獲取資金的成本是6%，那么轉讓了九次之后，第十次保理融資，平均融資成本僅為0.6%。
供應鏈上應收帳款的轉讓和多級流轉，實質流轉轉讓的是核心企業的信用，每個轉讓和接受轉讓的供應商或保理商都共享了核心企業的信用。這種共享信用模式盤活了核心企業閑置的信用，利用互聯網信息技術配置了信用資源（賦能供應商），供應鏈上的企業將爆發出乘數級的能量。
以信用為紐帶，國企興則民企活
改革開放40年，最大的貢獻之一就是民營企業的誕生和發展。2018年11月1日，習近平總書記在民營企業座談會上說：“我國經濟發展能夠創造中國奇跡，民營企業功不可沒！”
但在前進的路上，與國有企業相比，民營企業普遍存在規模小、實力弱等客觀因素，造成了融資難、融資貴的現實問題。
解決民營企業融資難、融資貴的問題，實際上國家一直在想辦法。除傳統的銀行業務外，還動員了擔保、典當、融資租賃、小額貸款、股權等融資渠道，并成立規模不一的政府基金為企業搭橋。
但幾年下來，民營企業融資難與貴的問題依然沒有得到根本性的解決。僅以去年為例，央行全年5次降準，以圖增加民營企業、小微企業貸款額度。然而銀保監會的數據顯示，去年全年銀行業貸款余額中，民營企業貸款僅占25%，可以說效果并不明顯。作為融資主渠道的銀行的風險偏好依然對民營企業放貸心存芥蒂。
其根子在于，在資方眼里，民營企業與國有企業相比，規模小、實力弱，造成了信用低這一先天不足的后果。
沒有人愿意把錢借給低信用的人。信用低意味著風險高，銀行等資方“傍大款”，寧愿把資金貸給并不太需要的大國企，也不愿意放給成長性好的民營。這就是為什么社會上會經常看到這樣的怪現象：許多企業最后死掉了，并不是沒有訂單、技術等原因，而是沒有錢，因資金鏈斷裂而被迫關門。
“民營企業信用低”，這一根本性的問題得不到解決，資方貸款不主動、不積極，“嬰兒雖嗷嗷待哺，卻無奶來喂”的局面不會改變，民營企業的發展依然會舉步維艱。
這說明，走傳統的路子，民營企業融資難、融資貴的“扣”會越系越死。必須要換個角度看問題了。
房健先生在業內首次提出“從共享信用的角度認識和發展供應鏈金融”，為解決民營企業融資難、融資貴打開了另外一扇門。
在我國以公有制為基礎的經濟制度下，數量眾多的國有企業起到經濟發展主力軍的作用，有著極高的商業信用。這樣的信用匯集到一起，形成一個巨大的信用“水庫”。而目前，“水庫”里水波蕩漾，卻只在國企體內循環，中小企業分不到杯羹，沒有起到對整個國民經濟的帶動作用。
國有企業的高信用，像懸浮在高山上，形成了巨大的信用勢能。共享信用的建立，能引導這股高勢能順勢而下，轉化成為高動能，惠及到民營企業，眾多中小企業將會插上信用的翅膀，帶來新的騰飛。
房健先生建議：“用共享信用的思路來重構供應鏈金融，由目前的‘以資金為核心’，變為以‘共享信用為核心’，實現信用在國有企業和民營企業間自由流動，進而帶動全社會其他經營主體推廣共享信用，是解決制約供應鏈金融發展的難點問題的必由之路。”
推動共享信用建設，不止會解決融資難和貴的問題。以信用為紐帶，會達到“一招棋活，滿盤皆勝”的效果，民營企業共享國有企業的高信用，在國有企業的帶動下，實現全社會各類經濟主體協同加速發展。
《失控》一書的作者凱文˙凱利說過這樣一段話：“未來30年中的最大財富和最有意思的創新，都會出現在共享這一領域。將來最大、發展最迅速、盈利最多的企業將是掌握了當下還不可見、尚未被重視的共享要素的企業。”又說：“講共享，是在講協作，一種規模化的方式合作，以這樣的合作的方式進行互動，可以帶來社會的變革”。
共享經濟的本質是利用互聯網技術整合配置閑置資源。對于供給方來說，通過在特定時間內讓渡物品的使用權或提供服務，來獲得一定的回報；對需求方而言，不直接擁有物品的所有權，但可以共享的方式使用物品。
共享經濟具有三個特點：一是盤活了閑置資源，二是通過互聯網技術配置資源，三是共享的是實物的使用權。比如愛彼贏（Airbnb），我有一個閑置的臥室，我可以拿出來共享，你可以在智能手機App上找到我然后成交。
共享經濟是未來經濟發展的大趨勢，體量是“巨無霸”式的海量經濟。隨著互聯網科技的進步和市場信用體系的成熟，共享經濟將迎來它自己的“下半場”，即由現在的“共享實物”朝著“共享虛擬”發展。其特征是不再拘泥于共享物的使用權，而是把閑置、可流動的具有共享要素的虛擬事物流動起來，讓參與其經濟行為的人拿來可用。
共享信用正是共享經濟的下一個“風口”。互聯網科技的發展，使共享信用的發展成為可能。供應鏈上的信息可以更加準確、快捷地傳遞，保證了信息的安全。核心企業通過主動作為，借助互聯網讓信用在供應鏈上自由流轉，使核心企業的高信用賦能到中小企業上，讓“水庫”中水源源不斷地流到中小企業上，盤活整個供應鏈上的企業。誰能把握住這一“風口”，將會激活一個萬億級的經濟體量，成為經濟騰飛的領航者。
國有企業作為供應鏈金融上的核心企業，理所應當地擔當起共享信用的構建方角色。國有企業通過構建規劃主動對合理賬期的應收賬款進行確認，輸出原來“束之高閣”的商業信用，得以讓鏈條上的中小企業供應商自主地、方便地、完整地處置其債權。通過這一應有舉措，建立和完善社會信用體系，從而使一張張“休克”的賬單能夠像杯子一樣實現自由轉讓，變成活資金，成為民營經濟發展活水之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