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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孫秀玲羅志佳《光明日報》（2019年08月02日16版）

　　馬克思主義認為，只有在生產力獲得極大發展的社會歷史條件下，每個人才可能在現實社會中具體地歷史地進行勞動創造，進而實現人的自由而全面的發展。改革開放以來，我們黨始終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不斷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中國人民迎來了從溫飽不足到小康富裕的偉大飛躍，并極大促進了人的全面發展和社會全面進步。這突出表現在，改革開放以來人們的生產生活方式、消費方式、休閑方式、交往方式、公共參與方式等發生了一系列鮮明變化。

　　生產生活方式

　　技術助推生產工具變革。改革開放前，在科學技術欠發達的背景下，人們的勞動方式和社會分工相對單一。改革開放以來，特別是移動互聯網、大數據、超級計算、傳感網等新技術的出現，以及由人工智能引領的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深刻改變了過去以人與人之間的緊密合作與分工為主要基礎的生產、生活和勞動方式，推動人類社會逐漸走向人機協同、跨界融合的智能時代。

　　城鄉勞動方式日漸趨同。改革開放之初，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促進農村剩余勞動力在城鄉區域之間的流動，大量農民工涌向城鎮就業。當前，在產業結構優化升級、鄉村振興戰略大力實施的背景下，鄉村產業蓬勃發展，城鄉一體化進程加快，農民工回流現象普遍出現，本地就業成為農民新的選擇，城鄉勞動方式日漸趨同。

　　綠色發展漸成共識。良好的生態環境是美好生活的前提。40多年來，人們從觀念到行為發生了巨大變化，不再依靠粗放式發展方式促進經濟社會進步，致力于讓良好生態環境成為人民共享美好生活的增長點、經濟社會持續健康發展的支撐點、展現我國良好形象的發力點。在新發展理念指引下，人們追求綠色發展方式和生活方式，倡導環保意識、生態意識。

　　消費方式

　　消費層次和品質不斷提升。20世紀90年代初，我國取消了消費品的票證供給制度，引發了城鄉居民的第一次消費革命。改革開放以來，人們經歷了從“吃得飽”到“吃得好”“吃得健康”，再到“吃出文化”“吃出品位”的消費層次變遷。當前，智能手機、智能家居等的出現，使人們在消費方式上達到前所未有的便利和個性化滿足，人們在精神文化生活、教育、旅游、保健等方面呈現消費熱點，品質型、發展型的消費觀念和方式成為趨勢。

　　消費結構日趨多元。改革開放以來，隨著收入水平的提高，消費結構由單一向多元轉變。在城鎮居民消費支出中，交通、通訊、娛樂、教育、文化等成為消費增長最快的領域；食品、衣著、交通等則是農村居民增長最快的消費領域。總體來看，人們已經從吃穿用行的簡單滿足轉變為對生活質量的追求，不同區域的家庭消費結構均呈現出日趨多元化的特征，但毋庸置疑，當前農村居民的消費能力與城市相比依然存在較大差距，不同收入群體之間的消費差距也明顯存在。

　　精神文化生活更加豐富。改革開放以來，我國民眾消費的一個重要變化就是生存資料支出比重減少，發展資料支出比重提高。城市居民已經把精神文化方面的消費作為日常生活的重要內容。在改善物質生活的同時，農村居民精神文化消費比重不斷上升。2018年，農村居民人均消費支出12124元，恩格爾系數降至30.1%。在新疆基層農村，“訪惠聚”駐村工作、“民族團結一家親”等活動不僅豐富了農民的精神文化生活，而且對增強中華文化認同起到了積極作用。

　　休閑方式

　　改革開放之初，公眾的休閑方式較為單一，看電影、電視是主要休閑娛樂方式。自1995年5月起，我國開始實行5天工作制；伴隨清明節、端午節、中秋節等休假制度的實施，人們閑暇時間增多，生活軌跡、生活態度和觀念逐漸發生變化。截至2018年底，全國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改革開放之初的171元增加到28228元，我國中等收入群體持續擴大。生活質量的提高，促使人們的休閑方式呈現出從平面到立體、從突出重點到平衡充分的變化。特別是移動互聯網的介入，使城市和農村不同群體的閑暇方式變得更加多元化。

　　人們對休閑方式的選擇，除了受客觀物質條件影響之外，還受主觀價值判斷的影響。改革開放以來，人們的休閑生活由原來主要以娛樂為主的較低層次向更加注重人的全面發展、注重人的自我能力提升的層面轉變。心理輔導服務、健康服務、專業技能服務等在人們休閑需求中比重越來越大。

　　交往方式

　　物質生活是交往的前提，交往是生產賴以存在的社會條件。以何種方式、何種內容交往，是由具體的社會歷史發展條件決定的。20世紀90年代，大量農村富余勞動力流向城市，促進了城鄉人際互動。過去依賴親緣和血緣維系的交往方式正在改變。人們打破了過去習慣在出生地學習、工作、生活的狀態，更注重尋找適合自己、發揮自身最大社會價值的職業領域。隨著高鐵等交通工具的發展，城市之間的距離逐漸“縮短”，進一步擴大了人們的交往空間。

　　信息技術革命給人們的交往實踐帶來了更高層面的變化。目前，中國已經是世界上網民數量、手機擁有量最多的國家。網絡設備的移動性、即時性使人們之間的信息交流從單向轉為多向，從一對一交往變為一對多、多對多交往。與此同時，互聯網打破了地域限制，縮小了城鄉差別，不斷拓寬農民的交往領域，截至2018年12月底，中國農村網民規模為2.22億，年增長率為6.2%。

　　公共參與方式

　　參與公共治理態度發生變化。改革開放前，人民群眾參與公共事務的態度不夠積極，公共服務也不能滿足人們對美好生活的期待。改革開放以來，特別是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們黨全面加強基層組織建設，充分發揮基層黨組織的領導核心作用，堅持以人民為中心，在社會治理領域完善網格化管理體系，人民群眾參與公共事務的積極性不斷提升。

　　公眾參與機制發生變化。改革開放前，人民群眾參與公共事務機制不完善、不健全。近年來，以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會治理格局為目標，我國公共安全體系、社會治安防控體系、社會心理服務體系、社區治理體系建設不斷推進，社會治理重心向基層下移，社會組織作用不斷彰顯，社會參與活力進一步激發，政府治理和社會調節、居民自治良性互動的局面逐步實現。在此背景下，人民群眾對基層社會治理的認同度不斷提高，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斷增強。

　　（作者：孫秀玲，系新疆師范大學副校長、馬克思主義學院院長；羅志佳，系新疆師范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