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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提出，堅持和完善“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等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將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上升為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是我們黨的重大理論創新。我國基本經濟制度的確立，既體現了社會主義制度的優勢，又同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社會生產力發展水平相適應，是我們黨和人民的偉大創造。
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是我們黨的重大理論創新成果
馬克思關于未來社會的設想是在批判資本主義制度的基礎上提出的，他指出社會主義具有三大特征：第一，生產資料全部由社會占有（公有）；第二，生產要素由社會中心統一調配（計劃調節）；第三，消費品在共產主義低級階段實行按勞分配，而進入共產主義高級階段則實行按需分配。在理論邏輯上，以上三大特征以生產資料公有制為支點，彼此相互依存，是馬克思為未來社會構造的科學制度體系。
蘇聯是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上世紀50年代初，蘇聯科學院經濟研究所編輯出版了《政治經濟學教科書》，該教科書根據蘇聯的經濟建設實踐對社會主義經濟模式作了概括，即“社會主義經濟=公有制+計劃經濟+按勞分配”，這個概括被理論界稱為“蘇聯模式”。新中國成立后，我們開始從新民主主義向社會主義過渡，可當時對如何發展社會主義經濟沒有經驗，而能參考借鑒的只有“蘇聯模式”。
新中國成立后的最初10年，我們編制并實施了第一個五年計劃，完成了對農業、手工業、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國民經濟得以不斷恢復和發展；但同時照搬“蘇聯模式”的弊端也逐步顯現出來。1959年底至1960年初，毛澤東同志在杭州系統研讀了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并結合中國實際與黨內有關同志進行了討論。毛澤東同志批評說，蘇聯教科書脫離實際，有的觀點背離了馬克思主義。這表明，從那時起我們黨就已經開始了對“蘇聯模式”的理論反思。
毛澤東同志批評蘇聯教科書脫離實際和背離馬克思主義，主要是指“蘇聯模式”脫離了社會主義發展階段的實際。我們知道，馬克思所設想的未來社會，是指生產力和生產方式超越了商品交換關系限制的社會發展階段，而事實上無論蘇聯還是我國都尚未達到這個階段。遺憾的是，這種反思由于各種原因并未持續下去，當時也未形成系統化的理論成果。
我們長期沿用“蘇聯模式”，到1976年“文化大革命”結束時，國民經濟已瀕臨崩潰邊緣。國有企業普遍缺乏活力，物質供應嚴重短缺；國家計劃高度集中，農、輕、重比例嚴重失衡；收入分配平均主義盛行，嚴重挫傷了勞動者生產積極性。1978年是一個重要的歷史轉折點。這一年我們開展了“真理標準大討論”，召開了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并由此拉開改革開放的帷幕。1981年，黨的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了《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首次提出我國社會主義處于“初級階段”的判斷。
“初級階段”理論的提出，進一步推動了全黨解放思想。鄧小平同志在黨的十二大開幕詞中鮮明指出：“把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同我國的具體實際結合起來，走自己的道路，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關于什么是社會主義，鄧小平同志明確指出：“社會主義的本質，是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而且明確講“計劃經濟不等于社會主義”“過去搞平均主義，吃‘大鍋飯’，實際上是共同落后，共同貧窮”“貧窮不是社會主義”。
改革開放40多年來，我們黨立足中國實際不斷進行理論創新。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將“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確立為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是我們黨理論創新的重要成果，為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提供了堅實的理論支撐。
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是我們黨和人民的偉大實踐創造
上世紀70年代末，我們的改革從農村起步，隨著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成功實行，改革逐步向城市推進，城市改革的重點是搞活國有企業。1984年，黨的十二屆三中全會明確提出，社會主義經濟是在公有制基礎上的有計劃的商品經濟。可是國內理論界對公有制基礎上怎樣發展商品經濟卻存在不同的看法，而且產生了爭論。爭論的焦點，是公有制與商品經濟能否結合。
傳統的觀點認為，商品經濟是以生產資料私有制為基礎的經濟，不同所有者之間才能形成商品交換。基于以上判斷，人們認為在社會主義公有制條件下，國有企業與集體所有制企業可以進行商品交換；集體所有制企業之間也可以進行商品交換；由于國有企業的所有者是國家，國有企業之間卻不能形成交換關系。斯大林在《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中也表達過類似的觀點，認為國有企業間的生產資料交換并非真正的商品交換，而只是保留了商品的外殼。
問題就在這里。我們過去借鑒“蘇聯模式”搞了幾十年計劃經濟，結果并不成功；而在公有制基礎上搞商品經濟又無先例可循。為了解決公有制與商品經濟的結合問題，黨的十二屆三中全會后我們開始對所有制進行改革。所有制改革主要從兩方面展開：一是國有企業實行所有權與經營權分離，推行承包制、股份制（公司制）、混合所有制改革，不斷創新公有制實現形式；二是改革所有制結構，鼓勵、支持、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
鼓勵發展非公有制經濟，其中一個標志性事件是1983年處理年廣久“雇工”問題。安徽私人企業主年廣久雇工100多人，賺了100多萬元，很多人主張動他，而鄧小平同志說“不能動”。鄧小平同志作這個表態當然不只是要保護年廣久，更重要的是借此釋放出中央支持民營經濟的信號。之后，非公有制經濟如雨后春筍迅速發展起來。黨的十四屆三中全會進一步指出，必須堅持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經濟成分共同發展的方針；黨的十五大第一次明確提出，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是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一項基本經濟制度。
所有制形式及其結構的改革，必然要求改革收入分配方式。首先一個不能回避的問題是，國有企業投資主體多元化后，能否允許運用多種分配方式？這一問題不回答好，非公資本不可能參與國有企業股改，而且非公經濟也不可能大膽地發展。與此同時，隨著我國對外開放的擴大，企業參與全球化競爭需要大量的科技人才與管理人才，若不允許技術、管理等要素參與分配，企業不僅難以引進人才，也難以留住人才。
為了調動全社會生產要素參與現代化建設的積極性，于是我們黨著手對分配制度進行創新。其實早在1985年鄧小平同志就講過，一部分地區、一部分人可以先富起來，帶動和幫助其他地區、其他的人逐步達到共同富裕。黨的十五大提出，把按勞分配和按生產要素分配結合起來；黨的十六大提出，確立勞動、資本、技術和管理等生產要素按貢獻參與分配的原則。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們黨多次強調要堅持“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
非公有制經濟發展壯大，原來的計劃體制已明顯不適應生產力發展的要求。一個重要原因，是非公企業作為自負盈虧的市場主體，生產什么、生產多少不可能聽從于國家計劃安排。針對這一問題，中央決定先從改革計劃體制入手，逐步推動經濟體制向市場體制轉軌。上世紀80年代啟動的政府職能改革以及黨的十二屆三中全會提出“有計劃的商品經濟”，其實都是為建立市場經濟體制鋪路。1992年召開的黨的十四大明確提出，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
經濟體制改革的核心問題，是正確處理政府與市場的關系。隨著改革的不斷深入，黨的理論也不斷創新。黨的十二大提出“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黨的十三大提出“國家調節市場，市場引導企業”。從黨的十五大到十七大，強調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基礎性作用”。進入新世紀以來，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不斷得以完善。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明確提出，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
改革開放的實踐表明，改革實踐每前進一步，黨的理論創新也前進一步。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作為我們黨的重大理論創新成果，直接來自于我國改革開放的偉大實踐。從這個意義上看，我國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是我們黨和人民的偉大實踐創造。
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必須堅持和完善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
經過40多年的改革創新，我國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已經確立，在實踐中已顯現出獨特的優勢與旺盛的生命力。
由于我們堅持“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到2017年底，全國國有企業資產總額和所有者權益分別達到151.7萬億元和52萬億元，是1978年的209.7倍和107.2倍；上繳稅費總額占全國財政收入的1/4，工業增加值占全國GDP（國內生產總值）的1/5。
與此同時，非公有制經濟在支撐增長、增加稅收、擴大就業、促進創新等方面發揮了越來越重要的作用。改革開放40多年來，我國民營經濟從小到大、從弱到強，不斷發展壯大。截至2017年底，我國民營企業數量超過2700萬家，個體工商戶超過6500萬戶，注冊資本超過165萬億元。民營經濟創造了我國60%以上的GDP，繳納了50%以上的稅收，貢獻了70%以上的技術創新和新產品開發，提供了80%以上的就業崗位，為我國成長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由于我們堅持“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促進了居民收入水平提高和收入分配格局明顯改善。從1978年至2017年，我國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從343元提高到36396元；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由134元提高到13432元。在收入水平大幅提高的同時，城鄉居民的生活質量也顯著提升。1978年至2017年，城鎮居民的恩格爾系數從57.5%下降至28.6%，農村居民的恩格爾系數從67.7%下降到31.2%。
從收入結構看，改革開放前，我國城鄉居民收入來源較為單一，隨著分配制度的改革，城鄉居民收入渠道拓寬，收入結構也發生了較大變化。總體而言，居民收入中勞動收入仍占主體地位，而要素分配收入在穩步增加。城鎮居民收入中，2017年，工資性收入占比為61.0%，比1978年下降32.8個百分點；經營凈收入占比為11.2%，比1981年提高9.9個百分點。農村居民收入中，2017年，工資性收入占比為40.9%，比1983年提高22.3個百分點；經營凈收入占比為37.4%，比1978年提高10.6個百分點。
由于我們堅持“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有效激發了市場主體的活力。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們著力完善重點領域和關鍵環節價格形成機制，堅決放開競爭性領域和環節價格，市場決定價格機制基本建立。我們以簡政放權改革為突破口，堅持不懈推進政府職能轉變，大力推進“放管服”改革，政府管理由過去以審批為主向以監管和服務為主轉變，減少微觀管理事務和具體審批事項，對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推動經濟平穩增長、增進社會公平正義發揮了重大作用。
同時，黨和政府在防范化解重大風險、精準脫貧、污染防治等三大攻堅戰中發揮了關鍵性的主導作用。近年來，我國農村貧困人口從2012年的9899萬人減少到2018年底的1660萬人，貧困發生率從10.2%下降到1.7%，建檔立卡的12.8萬個貧困村，有10萬個已經脫貧。與2013年相比，2017年全國338個地級及以上城市PM10平均濃度下降22.7％，京津冀、長三角、珠三角等重點區域PM2.5平均濃度分別下降39.6%、34.3%、27.7%；2013年至2017年，我國累計治理沙化土地1.5億畝，全國完成造林5.08億畝，森林覆蓋率達到21.66%，成為同期全球森林資源增長最多的國家。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必須堅持和完善我國基本經濟制度。要毫不動搖鞏固和發展公有制經濟，毫不動搖鼓勵、支持、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繼續探索公有制多種實現形式，推進國有經濟布局優化和結構調整，形成以管資本為主的國有資產監管體制，有效發揮國有資本投資、運營公司功能作用。同時，還要健全支持民營經濟、外商投資企業發展的法治環境，營造好公平競爭的市場環境。
要堅持和完善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一方面，要堅持多勞多得，增加勞動者特別是一線勞動者的勞動報酬。另一方面，要進一步健全勞動、資本、土地、知識、技術、管理、數據等生產要素由市場評價貢獻、按貢獻決定報酬的機制；健全以稅收、社會保障、轉移支付等為主要手段的再分配調節機制；重視發揮第三次分配作用，發展慈善等社會公益事業。此外，還要鼓勵勤勞致富，保護合法收入，增加低收入者收入，擴大中等收入群體，調節過高收入，清理規范隱性收入，取締非法收入。
要加快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建設高標準市場體系，完善公平競爭制度。要健全以公平為原則的產權保護制度；推進要素市場制度建設，實現要素價格市場決定、流動自主有序、配置高效公平；健全現代金融體系，有效防范化解金融風險；健全推動發展先進制造業、振興實體經濟的體制機制；實施鄉村振興戰略，完善農業農村優先發展和保障國家糧食安全的制度政策，健全城鄉融合發展的體制機制；構建區域協調發展新機制，形成主體功能明顯、優勢互補、高質量發展的區域經濟布局。
［作者系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副校長（副院長）、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中心副主任王東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