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上海交通大學安泰經濟與管理學院教授、中國城市治理研究院嘉華教授 陳憲

　　這次疫情對經濟造成的影響，不是典型意義的總供給沖擊或總需求沖擊。它通過影響總需求和總供給，造成各個經濟體陷入不同程度的衰退。基于這一現實，對癥下藥的政策首推社會救助政策。

　　這次疫情對總供給和總需求兩個方面都產生了沖擊：總供給方面，很多企業之前不能正常開工，可以開工時又面臨訂單減少的情況；總需求方面，人的活動受到限制，從事服務業的中低收入群體和小微企業受到較大影響。

　　在中國，服務業是一個大的就業池，員工收入多是績效部分大于固定部分。這意味著，不開工、開工了沒有生意或者生意不好時，員工的收入會銳減，導致生活水平下降甚至陷入困難。

　　值得注意的是，還有一類歸入服務業的小微企業也受到了較大沖擊。它們是從事研發服務的新創企業，即“0-1”的企業。在創新驅動的大背景下，它們是經濟發展的潛力所在。正常情況下，它們通過接受多輪投資，研發新技術、新模式、新產品或新服務。然而，疫情沖擊導致融資愈發艱難，獲得項目的機會更少，它們自身又基本不產生現金流，困境不難想見。

　　面對突如其來的公共衛生事件，人們習慣性地想到加大宏觀經濟政策調控力度，以期對沖經濟下滑。可是，非經濟因素導致內需和外需在短時間內都萎縮了，刺激政策還會如期見效嗎？尤其是當疫情在全球蔓延以后，刺激政策到底要多大規模、多長時間？這些問題很重要，卻都難以回答。

　　經過2008年的國際金融危機，人們對大規模刺激及短期政策長期化可能造成的問題并不會太陌生。顯然，應對總供給或總需求沖擊的宏觀經濟政策，不僅會造成一定程度的政策無效，而且將產生不同程度的后遺癥。

　　針對眼下問題，我們有多個政策選項，但哪個最為緊迫、有效且成本較低？如果上面的判斷，即“低收入者和小企業亟須救助”成立，那么實施社會救助政策并擴展其外延、加大其力度，就是一個正確的選擇。

　　社會救助是國家社會保障體系的重要功能。一般情況下，社會救助政策是國家、社會對陷入生存困境的人給予財物接濟和生活扶助，以保障其最低生活需要的政策。特殊情況下，社會救助政策對象還應包括企業（主要是小微企業），最低生活需要應擴充為最低生活和生產需要。

　　不同于貨幣政策的量化寬松和財政政策的政府舉債，社會救助資金來自國家財政預算，屬轉移支付性質，不存在回收問題。更為重要的是，中國經濟基本面是健康的。只要大批有發展潛力的企業存活下來，中低收入群體的信心得以穩住，中國經濟的元氣就會很快得到恢復，并繼續朝著高質量發展的目標前行。

　　在已有政策的基礎上，建議根據疫情沖擊的特點，研究實施更大范圍、更大力度的社會救助政策。建議通過特別國債募集的部分資金，向占總人口30%左右（這個比重和具體標準需經過測算確定）的中低收入群體發放現金津貼，使他們切實感受到黨和政府的特殊關愛。研究也顯示，這一群體的邊際消費傾向高，現金津貼既能夠紓解他們的生活困難，又可以顯著拉動消費。

　　同時，鑒于新創企業的特殊性、重要性，在各地政府設立的天使母基金框架下，可設立新創企業或創新項目扶持基金。或者，在國有金融控股公司中另設專項基金，主要用于疫情期間的幫扶紓困。近期，國有天使母基金可適當加大投入力度，帶動民間資本投資信心，緩解新創企業生存風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