責任編輯：李士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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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聶鑫《光明日報》（ 2020年05月11日06版）
內蒙古貧困旗縣近日全部“摘帽”。圖為內蒙古呼倫貝爾市鄂溫克族自治旗中心鎮街景。新華社發
近年來，陜西省安康市平利縣老縣鎮著力推動易地扶貧搬遷建設，積極發展社區工廠、農業產業，促使群眾脫貧增收。圖為當地居民在直播間推介平利縣特色食品。新華社發
習近平總書記在決戰決勝脫貧攻堅座談會上強調：“到2020年現行標準下的農村貧困人口全部脫貧，是黨中央向全國人民作出的鄭重承諾，必須如期實現。這是一場硬仗，越到最后越要緊繃這根弦，不能停頓、不能大意、不能放松。”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們在脫貧攻堅領域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彰顯了中國共產黨領導和我國社會主義制度的政治優勢。隨著中國減貧脫貧事業的發展，我們對于貧困和脫貧攻堅的認識也不斷深入和豐富。在打贏脫貧攻堅戰、邁向全面小康的重要關口，認識和把握新時代脫貧攻堅深刻內涵，對于我們以決戰決勝的意志和行動打贏脫貧攻堅戰，如期完成脫貧攻堅目標任務，具有理論和實踐意義。
物質生活與精神境界的雙重提升
人無精神不立。貧困現象從表象上看是物質貧困，從根子上剖析往往也伴隨著精神貧困。我們看到，有的群眾脫貧主動性不足，對政策依賴性太強，“等靠要”思想嚴重；一些群眾脫貧之后，物質上富裕了，文化生活卻單調貧瘠。精神貧困比物質貧困更可怕，如果只注重物質層面的扶貧幫困，而忽略精神層面的勵志益智，往往治標不治本，管一時難管長遠。擺脫貧困并不僅是物質上的脫貧，還在于擺脫意識和思路的貧困。習近平總書記強調，“一方面要讓人民過上比較富足的生活，另一方面要提高人民的思想道德水平和科學文化水平，這才是真正意義上的脫貧致富”。
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推進減貧脫貧，注重在解決“兩不愁、三保障”的基礎上，通過一系列治貧先治愚、扶貧與扶志扶智相結合的教育引導和政策引領舉措，有力調動和激發了貧困地區和貧困群眾的內生動力與主體作用，也極大提振和重塑了他們自立自強、自力更生，勤勞致富、勤儉持家，加強學習、創新創業的精神追求和風貌。新時代脫貧攻堅要秉持歷史唯物主義觀點，辯證把握物質文明建設與精神文明建設的內在關系，充分尊重和挖掘貧困地區群眾的強大主觀能動性與主體創造性，既重視物質脫貧、物質文明建設，更重視擺脫精神上的落后與封閉，以精神引領物質，實現精神和物質聯動發力、同向用力、相互協調、相互促進的雙重脫貧。
生活方式與生產方式的雙重變革
處在不同歷史階段、不同發展程度的人們有著各自不同的生活方式和生產方式。包括衣、食、住、行在內的生活方式和謀得社會生活必需物質資料的生產方式，對人們的生活水平、生活質量具有決定性意義。改變生活方式、變革生產方式，是解決貧困問題的著力點。習近平總書記強調：“產業扶貧是最直接、最有效的辦法，也是增強貧困地區造血功能、幫助群眾就地就業的長遠之計。”我們要加強現代農業產業技術體系建設，推動信息技術與農業生產管理融合，以科學技術助力打贏脫貧攻堅戰，為鞏固脫貧攻堅成果提供科技支撐。
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推進減貧脫貧，一方面，通過大力改造貧困地區基礎設施和貧困家庭基本生產生活條件，深刻改變著他們的生存狀態、生活方式；另一方面，依托現代農業、現代服務業等，加大產業扶貧、電商扶貧、光伏扶貧、旅游扶貧和生態扶貧等力度，在很大程度上改變了貧困地區群眾的勞動形式、生產方式。特別是易地扶貧搬遷，直接使貧困人口實現了由農村到城鎮、由村民到居民、由開山種地到工作上班的轉變。脫貧摘帽不是終點，而是新生活、新奮斗的起點。新時代脫貧攻堅要依靠不斷發展的社會生產力、日益進步的科技實力和堅實雄厚的綜合國力，持續推動貧困地區和貧困群眾實現生活方式由傳統向現代的轉型、生產方式由落后向先進的變革，既提升生活幸福感，又提高勞動生產率；既解決眼前貧困，又能有效防止未來返貧。
生存權與發展權的雙重保障
生存權和發展權關系、象征著人格與尊嚴，沒有生存權和發展權的生活是難以想象的。而貧困嚴重制約著人的生存權和發展權，也是人們實現更高層次、更高水平需求的障礙和壁壘。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消除貧困，自古以來就是人類夢寐以求的理想，是各國人民追求幸福生活的基本權利。”“實現人民充分享有人權是人類社會的共同奮斗目標。”
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推進減貧脫貧，立足于世界上最大發展中國家的實際，不斷加大貧困地區、貧困群眾基本生活和基本醫療等保障力度，尤其是建立健全殘疾人、孤寡老人、長期患病者等“無業可扶、無力脫貧”群體的健康醫療體系，強化社會保障兜底，實現應保盡保。與此同時，堅持把受教育權力作為發展權的重要體現，注重對貧困地區和貧困群眾在學前教育、義務教育、特殊教育、高等教育、職業教育、繼續教育等方面提供多樣性的制度供給，實現技能脫貧和教育脫貧，阻斷貧困代際傳遞。新時代脫貧攻堅秉持共產黨人為中國人民謀幸福、為中華民族謀復興的初心使命，堅持以人民為中心，在幼有所育、學有所教、勞有所得、病有所醫、老有所養、住有所居、弱有所扶上不斷取得新進展，使貧困群眾充分享有生存權、共享發展成果，享有發展權、擁有發展機遇。
農業現代化與新型城鎮化的雙重實現
我國貧困問題具有區域性特征，在客觀條件上，貧困的產生往往是由地理位置偏遠、自然資源缺乏、生態環境脆弱等原因導致的，并與人們長期相對封閉、同外界脫節、文化素質不高，以及產業結構單一、經濟發展滯后、抗風險能力不足等因素相互交織，由此造成經濟社會發展水平上的落后和地區、城鄉之間的發展差距。當前，農業還是“四化同步”的短腿，農村還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短板，減貧脫貧的過程，也就是向農業現代化、新型城鎮化不斷邁進和積極融入的過程。習近平總書記強調，“社會發育滯后，社會文明程度低”是深度貧困的主要成因之一；必須“推進城鄉融合發展”。
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推進減貧脫貧與加快農業現代化和實施鄉村振興戰略同頻共振，尤其注重加大“互聯網+”扶貧力度，統籌推進網絡覆蓋、農村電商、網絡扶智、信息服務和網絡公益向縱深發展；加大“區塊鏈+”在民生領域運用力度，推動這一新技術進入精準脫貧、公益、社會救助等領域；加快推進“快遞下鄉”工程，完善貧困地區農村物流配送體系，加強特色優勢農產品生產基地冷鏈設施建設等，不斷縮小城鄉差別。新時代脫貧攻堅應該緊跟現代文明發展進程，著眼解決貧困地區、貧困人口發展不平衡不充分問題，不斷改造偏遠落后的貧困地區，不斷推動農業現代化、新型城鎮化進程，縮小城鄉發展差距和居民生活水平差距，讓農業成為有奔頭的產業，讓農民成為有吸引力的職業，讓農村成為安居樂業的家園。
（作者：聶鑫，系廈門大學新聞傳播學院黨委副書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