責任編輯：李士環
微信二維碼
作者：歐陽峣《光明日報》（ 2020年07月28日11版）
習近平總書記在主持召開企業家座談會時指出，“要拓展國際視野，立足中國，放眼世界，提高把握國際市場動向和需求特點的能力，提高把握國際規則能力，提高國際市場開拓能力，提高防范國際市場風險能力，帶動企業在更高水平的對外開放中實現更好發展”。進入新世紀以來，一大批新興經濟體和發展中國家快速發展，世界多極化加速發展。如何在一個更加不穩定不確定的世界中謀求我國發展，培育新形勢下參與國際合作和競爭的新優勢，是當前經濟領域的重要議題。從產業發展的視角來觀察，通過形成動態比較優勢參與全球價值鏈重構，是未來的一個努力方向。
從“二元”到“三元”的世界經濟體系
20世紀中期，發展經濟學的拉美學派提出“中心—外圍”理論，成為結構主義理論的重要基石和當時的拉美國家制定政策的主要理論依據。其主要代表人物普雷維什認為，世界經濟可以劃分為中心和外圍兩個部分，那些已經實現工業化的國家成為“中心部分”，而從事農業和初級產品專業化生產的國家成為“外圍部分”，整個世界經濟就是建立在“二元結構”基礎上的。中心國家的角色是大規模生產資本品和工業消費品，在滿足本國需求的同時出口到外圍國家；外圍國家的角色則是原材料的生產者、廉價勞動力的提供者以及大規模標準化工業品的消費市場。在這種體系下，中心國家和外圍國家通過商業貿易彼此聯系在一起，落后的外圍國家對先進的中心國家的經濟依賴性不斷加強。二戰以后，拉美國家意識到這種國際分工體系阻礙了他們獲取技術進步的收益，于是紛紛開始選擇工業化作為國內經濟擴張最重要的手段，并迅速走上工業化道路，進而推動了世界經濟體系的演變。
20世紀中后期，隨著新興經濟體和地區經濟的興起，美國學者沃勒斯坦提出了新的世界體系理論。他在“中心”和“外圍”之間增加了“半邊緣”的概念，并用“核心—半邊緣—邊緣”的結構來分析現代世界經濟體系，從而建立起一個三層次的解釋框架：一些經濟減退的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和一些新興工業化國家，構成了“半邊緣”國家，從而增加了現代世界經濟體系的復雜程度。從“中心—外圍”的“二元”結構理論到“核心—半邊緣—邊緣”的“三元”結構理論，反映了世界經濟格局的變化。
進入新世紀，世界經濟格局出現新的變化。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邁克爾·斯賓塞提出，全球經濟正以驚人的速度發展演變，世界經濟格局將會進入大重構的時期，以美國為主導的單中心權力體系將面臨解體，世界將會出現多個力量中心并存的多極化格局，這個時期的世界經濟具有三個明顯特征：一是世界經濟體系的異質性增加，出現多個經濟中心，美國、歐盟、中國和日本等經濟體共同主導全球經濟；二是各個經濟中心的力量可能會此消彼長，世界經濟格局在“均衡—非均衡—均衡”的過程中演變；三是新興經濟體崛起的可能性增加，在從“半邊緣地區”向“核心地區”轉變的過程中，中國經濟通過轉型升級將成為全球經濟的“頭雁”之一。
從“雁行形態”到“多極雁行”產業格局
日本經濟學家赤松要教授從紡織工業的興衰過程中，發現了經濟發展與產業結構升級的內在聯系，提出“雁行形態”理論，即，以最發達國家為頂端，處于不同發展階段的國家按順序排列的產業發展狀態。他的學生小島清將“雁行理論”精細化和理論化，構建了相應的國際分工理論，并運用“雁行理論”分析對外直接投資，主張“對外直接投資應從本國（投資國）已處于或即將處于比較優勢的產業——可稱為邊際產業（這也是對方國家具有顯性或潛在比較優勢的產業）依次進行”。“雁行形態”理論為戰后日本產業結構的優化升級提供了理論依據，展現了后進國家通過引進先進國家的產品和技術，建立自己的工廠進行生產以滿足國內需求和出口創匯，進而后來者居上取代“頭雁”地位的過程。
“雁行模式”被人們用來描述東亞國家經濟依次騰飛的圖景，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約瑟夫·斯蒂格利茨在《東亞奇跡的反思》中就曾用“雁行假說”解釋東亞國家的工業化進程，即工業部門的重心從第一組工業化國家（地區）向第二組國家（地區）轉移，進而向第三組國家（地區）轉移。如日本的對外直接投資帶動技術和產業轉移，為韓國和中國臺灣地區等提供市場機會；后來，日本主要生產最復雜的高端產品，中端產品則由韓國、新加坡和中國臺灣地區生產；現在，上述國家（地區）也轉向重工業和高科技產品部門，輕工業則由泰國、菲律賓和印尼承擔。日本經濟學家伊藤和森井具體地分析了制造業各子部門在亞洲國家的演進，他們將制造業子部門劃分為勞動密集型、資本密集型和技術密集型部門，描述了三者之間表現出的周期性特點：工業化的后進者通常會重復領先者的產業構成的變化；亞洲國家和地區成功地將領先者在制造行業的比較優勢向跟隨者傳遞，而跟隨者又逐漸向后來的跟隨者傳遞，從而實現更多國家或地區的經濟繁榮。
在世界經濟多極化背景下，隨著“雁行模式”的延續和擴張，世界經濟正在形成“多極雁行”的產業格局。即，隨著一些跟隨者成長為“頭雁”，將逐步形成不同產業部門交織的、由不同國家和地區領頭的“多極雁行”格局。從當前世界經濟格局看，美國是芯片、金融等產業的“頭雁”，歐盟是醫藥、化工等產業的“頭雁”，日本是家電、汽車等產業的“頭雁”，中國是高鐵、電商等產業的“頭雁”。隨著新興經濟體的崛起，世界進入大變革大調整的時期，多極化趨勢愈益明顯。
“多極雁行”格局的形成具有以下特點：第一，新興經濟體已經和正在成為全球制造業的“頭雁”。中國作為新興經濟體的典型代表，已成為與美國、德國并行的全球制造業中心，高鐵、電商等行業逐漸確立了在全球的引領者地位，電子、汽車、軌道交通和工程機械等行業在生產規模上已居世界前列。其他新興經濟體在制造業中的地位也呈上升勢頭。第二，“多極雁行”格局是新興經濟體利用綜合優勢的結果。新興經濟體在某些制造行業取得領先地位，主要是較好地利用了自身的綜合優勢，包括要素稟賦的比較優勢、超大規模國家要素和市場的規模優勢等。第三，“多極雁行”格局將伴隨著產業“頭雁”之間的經濟摩擦。在新興經濟體和發達國家經濟力量變動的過程中，不僅新產業格局得以構建，而且價值鏈位置也會進行調整，很有可能產生利益矛盾和貿易摩擦。比如近兩年來，美國為遏制中國經濟崛起而發動貿易戰，推行貿易保護主義政策，成為經濟全球化進程中的逆流。
從“多極雁行”格局到價值鏈的重構
多元世界體系和“多極雁行”產業格局的形成，為中國經濟的轉型提供了戰略機遇。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要胸懷兩個大局，一個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戰略全局，一個是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這是我們謀劃工作的基本出發點”。怎樣在大變局中謀求發展？從總體戰略上說，就是要抓住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推進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從經濟發展上說，就是要利用“多極雁行”發展格局謀求全球價值鏈重構，通過創新驅動經濟轉型升級，使中國經濟從產業規模上的“大雁”變成價值鏈條上的“頭雁”。
第一，新興經濟體的產業鏈地位為價值鏈升級提供了產業基礎。新興工業化國家實現經濟趕超的重要經驗，就是遵循要素比較優勢進入國際分工體系，在經濟起飛的基礎上實現從產品到產業再到價值鏈的梯度升級。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積極融入國際分工體系，已在全球產業鏈中占據重要地位。一是總量上迅速擴張，目前全球制造業出口的19%來自中國，已經形成明顯的產業規模優勢；二是配套上愈益完善，已形成完備的產業配套能力；三是結構上逐步改善，產品技術含量增加，已形成服務貿易和商品貿易并重的產業分工格局。中國依托自身的綜合優勢，成為世界制造業中心，奠定了在全球產業鏈和供應鏈的重要地位，同時也為實現全球價值鏈位置的攀升創造了有利條件。所謂產業鏈，是指在經濟布局和產業組織中的不同區域、產業或相關行業之間具有鏈條式關聯的產業組織；所謂價值鏈，是指經濟體或企業在特定產業部門形成的反映其技術水平及經濟效益的產業價值關系。產業鏈是價值鏈的基礎，而且產業鏈的形成需要經歷要素耦合的長期過程，我們可以憑借產業規模和配套能力強的優勢，利用在全球產業鏈中前向和后向參與度都比較高的樞紐位置，積極推動產業和產品結構升級，進而改善在全球價值鏈中的位置，盡快從產業價值鏈中低端向中高端攀升，并在一些優勢產業中成長為全球價值鏈的“頭雁”。
第二，實現產業鏈和價值鏈轉換是新興經濟體邁向高收入國家的必要條件。從宏觀層面看，全球價值鏈涉及附加值分配和貿易利益問題，價值鏈位置的攀升可以促進國民收入水平的提高。中國通過經濟開放不斷融入全球經濟和全球價值鏈，促進了貿易利益的顯著增加和經濟的快速發展，但目前在總體上仍然處在全球價值鏈的中低端，如果長期陷入中低端鎖定的困境，必將難以跨越中等收入階段。世界銀行的《2020年世界發展報告》指出，中國在1990年至2015年間，從一個初級制造業的提供者升級為先進制造業和服務業的提供者，這同中國國民收入變動狀況是相適應的。為此，我們必須發揮新興經濟體經濟發展的綜合優勢，突破全球價值鏈位置的中低端鎖定，在更多的產業成為全球價值鏈的“頭雁”，才能最終躋身高收入國家行列。
第三，創新驅動是新興經濟體實現產業鏈和價值鏈升級的必由之路。價值鏈升級的基本路徑：第一步是從初級產品生產轉向初級制造業，第二步是由初級制造業轉向先進制造業和服務業，第三步是由先進制造業和服務業轉向創新活動。全球經濟中產業鏈和價值鏈攀升主要依賴于技術進步和創新活動。中國目前處在從價值鏈中端走向高端的起步時期。自2000年以來，中國現代服務業的前向參與度不斷提高，現代服務業主要屬于知識密集型產業，這表明中國出口產品隱含的研發要素逐漸增加，正在促進制造業部門在全球價值鏈中的位置不斷得到改善。目前，我國正致力于建設創新型國家，使創新活動成為引領經濟發展的第一動力，為此，需要在兩個領域加快發展：一是在已經成為國際上技術并行者或領跑者的產業，如高鐵、通信技術等產業，依托先進的產業技術和強大的配套能力，利用龐大的市場規模和產業規模優勢，有效聚集全球創新資源，研發出國際前沿水平的關鍵技術，牢牢占據價值鏈的頂端；二是抓住新一輪新技術革命的機遇，同發達國家站在同一起跑線上發展數字經濟，利用國內的消費市場規模優勢，快速發展大數據、物聯網和電商產業，打造最佳的數字經濟生態系統，培育全球產業鏈和價值鏈的“頭雁”。
（作者：歐陽峣，系湖南師范大學教授、大國經濟研究中心主任，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18VSJ47〕的階段性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