責任編輯：李士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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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高瑞泉《光明日報》（ 2020年07月31日11版）
世界正在經歷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中國的迅速發展，在極大改變自身的同時參與重塑世界秩序，必定導致知識生產和流動方式的改變，中國人的知識世界也必然隨之大為拓展。因應歷史要求，中國學人應擔負起構建中國知識體系的歷史使命。
一
何謂“中國知識體系”？此處的“知識”，不能如西方知識論那樣，局限于自然科學研究的“客觀知識”。最一般意義上的“知識”，如毛澤東同志所說：“自從有階級的社會存在以來，世界上的知識只有兩門，一門叫做生產斗爭知識，一門叫做階級斗爭知識。自然科學、社會科學就是這兩門知識的結晶，哲學則是關于自然知識和社會知識的概括和總結。”“中國知識體系”中的“知識”，從學科形態而言，主要是人文學科和社會科學的知識，雖然其具體歷史形態受到自然知識的影響，并通過特定時代的哲學世界觀——自然知識和社會知識的概括和總結——而發生，但中國知識體系主要涉及社會知識，其對象、內容及其與主體意志的關系，還有獲取的方法路徑，都與單純的自然知識有重大區別。
“中國知識”不是一般的社會知識，有其具體規定性。所謂“中國知識”，是關于中國的歷史敘事、社會結構分析和當代中國人生活實踐的總體性認知。它們既可以被分別研究，成為分科之學的對象，又互相滲透綰合為一體。“中國知識”屬于人類的社會知識，因此有其普遍性。然而，世界多種文化并存，人們生活在現代民族國家中，不同國家、文化之中的社會知識受到地理、歷史、經濟、政治等諸多因素影響，都有地方性和民族特征。因此，“中國知識”從內容說，主要是關于中國社會、歷史和現實的真理性認識，是世世代代中國人的感性認識和理性認識的辯證綜合；從認識主體說，它不是外部觀察者將中國作為“他者”形成的認知成果，也不是中國人模仿外部觀察者形成的認知結果，而是在認識主體上具有中國屬性的知識。當然，“中國知識”不排斥外部世界的貢獻，但相比中國人的自我意識，那是第二位的，是需要通過批判性的活動，將一種來自外部視角的認知消化融合進中國人的自我認知中的知識。因此，構建中國知識體系，對于中國人自身而言，要回答“我們是誰”“我們從哪里來”“我們要走向何方”，對于外部世界而言，則要回答“何謂中國”，尤其是“何謂當代中國”以及“中國將如何發展”。總之，中國知識體系既是“中國的知識”又是“中國底知識”。由于它具有普遍性的真理性認知，又集中體現民眾的文化認同心理，可以為國家意志的形成提供理性選項，同時也對外全面展現真實的中國國家形象。
二
在加快構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進程中，之所以要重視構建中國知識體系，是因為中國知識是前者的基礎和前提。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說，“哲學社會科學的現實形態，是古往今來各種知識、觀念、理論、方法等融通生成的結果”。哲學社會科學可以分別表現為學術體系、話語體系和學科體系的建構，這些具體形態內在地提出了構建中國知識體系的歷史任務。這是因為，學術體系、話語體系和學科體系的建構和完善，受知識生產的制約，它們是一時代知識總體的分別呈現，因而通常會隨著知識形態的變遷而變遷。用中國哲學的范疇來分析，中國知識體系是“體”，學術體系、學科體系和話語體系則是“用”。體立則用明，無其體則無其用。無無用之體，無其用則體亦弗顯。一時代一民族的知識體系，又是隨著學術體系、話語體系和學科體系的建構得以真正完善的。那些具有客觀真理性的知識經過理性自覺和系統反思，被中國民眾接受，又在傳播過程中內化為民族心理，因而構成本民族的自我意識，本質上是具有歷史文化主體性的知識。
無論是學術體系還是學科體系，都是相關分門別類的知識之理性表達，都有自己獨特的知識內容，因而依托于又受制于一個時代本民族的總體知識水平和認知視野。而話語體系作為一個交往/論爭的平臺，特別顯示出在國際關系和不同文化交流中所具有的知識/權力關系。在經濟全球化語境中，后發國家缺少話語權，大多與其知識的世界圖景有待拓展有關。在理性的社會交往中，話語權要建立在真知灼見基礎上，沒有獨特的具有說服力的知識，很難有真正而持久的話語權，難以建立真正對等的交往。在國際關系中，道理同樣如此。當中國不僅富強起來，而且能將我們的歷史、社會和當代實踐的真理性認識形成為一個融貫的系統性知識的時候，表達中國經驗或中國方案的中國話語將產生改變世界秩序的力量。
三
中國文化博大精深，內蘊著極為廣袤的知識世界。構建中國知識體系，強調的是中國人的知識世界中最重要的部分或者核心，是一種成體系的中國知識。凡是體系性的知識，必有其自洽的特征。中國知識體系的自洽性建立在中國的歷史敘事、社會分析和當代中國經驗的觀念提升三者之間的統一上。
中國的歷史敘事解答“我們從哪里來”。它幫助中國人理解自己、理解中國文化的特質，包括認識哪些古典知識在更深層次影響著社會生活和實踐，如何在現代條件下繼續指引我們認識世界和認識自己，乃至型塑中國未來。中國的社會分析，首先要研究中國的現代化是在何種社會土壤中實現的，即中國現代化發生期的社會質性、結構和轉型過程，以及這一轉型過程中人的社會關系的結構性變化。當代中國經驗的觀念提升，是指對當代中國尤其是最近數十年的中國經濟、政治乃至社會變革經驗的再認識，是對我們如何做好自己的事情，在迅速發展過程中的實踐知識之概括和總結。
因此，雖然就學科分工而言，上述三項可以分別屬于歷史學、社會學和當代中國研究，但是在中國知識體系中，它們是互相綰結的。中國的歷史敘事一定內在地包含了中國的社會分析，包括對中國社會的質性、結構和歷史沿革的認識。“善言古者必有節于今”，歷史敘事和社會分析最終都指向如何獲得對當代中國的正確認知，即集中于對中國革命、建設、改革的實踐知識做科學概括，使經驗性認識上升為理性認識。為了獲得這一理性認識，我們需要了解中國道路的社會條件，需要更深地理解歷史文化的連續性和社會持續進步的可能性，從中獲得面向未來的智慧。這意味著中國知識作為體系性知識，具有自洽性，但并不表示它是靜態的單一結構，更不是封閉的自我復制，而是處于生生不息的運動之中。中國知識體系既要在中華民族數千年文明史的基礎上建構起來，又必定隨著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歷程不斷向前拓展和充實。
（作者：高瑞泉，系華東師范大學哲學系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