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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長期以來，美國自詡為世界民主的“燈塔”，但日趨嚴重的政治極化卻使得這座“燈塔”日益黯淡。所謂政治極化，是指人們的政治態度趨向政治光譜的兩極，分歧較大，甚至嚴重對立，中間溫和的政治態度減少。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美國共和、民主兩黨分別朝著極右和極左方向發展，民眾也日益分裂為支持兩大政黨的對立陣營。政治極化使美式民主原形畢露，充分顯現了它是少數人的民主、缺乏協商的民主、劣質治理的民主。

　　政治極化削弱美國公共政策的民意基礎

　　一般而言，政治參與人數越多，公共決策代表性就越強，也就越接近民主的本質。在美國，人們的政治參與度本來就不高，連影響最大的總統大選，投票率一般僅60%左右，國會議員、地方行政首長等其他選舉的投票率更低。而且美國選舉大都實行簡單多數的勝選規則，在雙方勢均力敵的情況下，獲勝候選人的選票往往不超過50%。這樣算下來，獲勝候選人所代表的選民很難超過30%。在此背景下，政治極化使得美式民主的代表性更低，公共政策的民意基礎更弱，美式民主越來越淪為少數人的民主。

　　美國是典型的兩黨制國家，共和黨和民主黨長期輪流執政。過去一段時期，為贏得選舉勝利，美國兩黨意識形態和政策主張都趨向中間化，以爭取更多選民的認同和支持。1968年競選美國總統的獨立候選人喬治·華萊士曾說，民主黨和共和黨之間沒有一毛錢的區別。兩黨意識形態中間化，也意味著政策主張交集重合較多，這樣，政黨不僅代表基礎選民的意愿，而且反映中間選民的意愿，甚至還要兼顧對方政黨選民的訴求。但隨著兩黨意識形態趨向兩極，各政黨都擁抱“基本盤”，越來越代表基礎選民的偏好，也就與民主代表多數人的本質要求相偏離。由于美國黨內初選制度、安全選區增多、簡單多數勝選規則等原因，意識形態越極端的候選人不僅能夠在黨內選舉中勝出，而且往往能夠在正式選舉中獲勝。比如，2016年特朗普打著反全球化、反精英、反移民、反政治正確等極端言論，不僅擊敗了10多名共和黨候選人，而且擊敗了被大多數媒體和民調機構看好的希拉里。政治極化使美國政治人物在政治選舉中不愿傾聽中間溫和選民的聲音，更不愿傾聽對立政黨基礎選民的意見。政黨執政后，政治人物或出于選舉的考量，或出于意識形態的立場，制定的公共政策往往更加傾向本黨核心價值理念，代表支持本黨的少數極端民眾利益，而非考慮各方面民意，政黨的“黨派性”取代了“公共性”，公共政策代表性、科學性不足。可以說，政治極化使美國公共政策的民意基礎更加薄弱和扭曲。

　　政治極化使得政黨間民主協商變得更加困難

　　民主不是零和博弈、你輸我贏的斗爭。通過對重大公共事務的協商討論，充分聽取各方意見，不斷凝聚共識，達成妥協和平衡，是民主的內在要求。美國有協商審議的政治傳統，1787年憲法的制定就經過了長達4個多月的辯論。美國立憲者設計的選舉人團、參眾兩院等制度，也內含著協商審議的精神。但隨著美國兩黨走向全面對抗，民主協商越來越難，妥協的可能性越來越小。

　　協商是為了達成共識，但協商也需要以共識為基礎。過去，美國兩大政黨雖存在分歧，但在許多重大問題上共識性很強。日益嚴重的政治極化，使兩大政黨在諸如非法移民、槍支管控、醫保改革、女性墮胎、氣候變化等許多重大問題上分歧越來越大，政治斗爭更加白熱化，幾乎沒有協商與合作的余地。民主協商的減少，又進一步撕裂社會、擴大對立，使仇恨政治升溫、政治極化加劇，造成惡性循環。

　　與西方國家其他政黨相比，美國共和、民主兩黨的組織紀律相對松散。但由于政治極化，美國兩黨在其各自內部對于重大問題卻表現出高度“團結”。政黨議員越來越不愿、也不敢向對方協商妥協，一旦在重大分歧問題上支持對方政黨，往往被貼上“投降”的標簽，甚至被認為是對選民的“背叛”，在選舉中很可能落選。這迫使兩大政黨議員都不得不以政黨劃線，在投票表決中只問立場、不問是非。比如，2019年12月，美國國會眾議院表決通過針對共和黨總統特朗普的兩項彈劾條款，指控他濫用職權和妨礙國會。在彈劾投票中，民主黨除個別議員外大都投了贊成票，共和黨議員則是“鐵板一塊”，無人投贊成票。反觀1998年美國參議院以偽證罪和妨礙司法公正兩項罪名彈劾民主黨總統克林頓，分別有10名和5名共和黨參議員認為克林頓無罪。再追溯到美國共和黨總統尼克松因1972年的“水門事件”，遭到兩黨的一致批評，最后不得不黯然辭職。可以看出，美國政治極化呈現越來越嚴重趨勢，兩黨民主協商變得更加困難。

　　政治極化導致政治僵局和政治癱瘓，降低國家治理效能

　　民主是治理的重要方式。在三權分立的政治體制下，美國國會作為立法機構，是重大公共政策討論和通過的場所，是共和、民主兩黨斗爭的重要陣地，也是兩黨政治極化表現最為明顯的場合。為了不讓對方提出的議案通過，兩黨經常運用非常規手段“阻撓議程”，導致降低國會立法效率，影響立法質量和數量，一些具有前瞻性、持續性的重大公共政策難以出臺。同時，在美國，“府會分治”是一種常態，很少出現一個政黨同時掌握行政權、立法權的情況。在當下兩黨嚴重對立的政治極化背景下，掌握行政權的總統提出的法案很難在國會獲得通過，所謂“制衡體制”變成了“否決型體制”，造成嚴重內耗，甚至導致災難性的政治僵局和政治癱瘓，影響國家治理效能。比如，美國政府應對新冠肺炎疫情的許多政策，都遭到國會的掣肘，出臺“慢半拍”；在共和黨控制的“紅色州”與民主黨控制的“藍色州”極化更加固化的情況下，聯邦政府的疫情應對政策遭到反對黨控制的一些地方政府的抵制和消解。

　　政治極化還使美國公共政策缺乏延續性。過去，美國兩黨政策雖然存在差異，但相對不大，政黨輪替后，執政黨還能執行前任政府的一些政策舉措，公共政策還表現出一定的連續性。但嚴重的政治極化，造成兩黨政策差異越來越大。政黨輪替后，執政黨往往推翻前任政府許多重大政策，造成公共政策的反復“翻燒餅”。比如，共和黨總統特朗普上任后，幾乎推翻了前任民主黨總統奧巴馬推出的所有重大公共決策。同樣，特朗普推行的諸如醫改、美墨邊境建墻、應對氣候變化等政策，在民主黨總統拜登上任后又遭到了廢止。公共政策的反復調整，給國家治理帶來嚴重資源損耗，給民眾帶來諸多不便，也直接損害了民眾對政府的信任。

　　（作者：孫存良，系教育部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