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高度重視社會建設，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觀點新論斷，科學回答了在新時代為什么要推進社會建設、怎樣推進社會建設等重大理論問題，為開展各項社會建設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把我們黨對社會建設的認識提升到新高度，推動了社會建設理論和實踐創新。

　　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社會建設的實踐與經驗

　　樹立以人民為中心的社會建設理念，全面系統開展社會建設。黨的十八大之前，無論學術界還是政府部門，社會建設更多地被理解為社會民生建設。黨的十八大報告提出“在改善民生和創新管理中加強社會建設”，強調“必須從維護最廣大人民根本利益的高度，加快健全基本公共服務體系，加強和創新社會管理”。這意味著，我們黨將改善民生和社會治理創新并列作為社會建設的重要內容，社會建設成為由合理配置社會資源、調整社會利益關系、推進民生建設、培育社會組織、發展社會事業等多個領域構成的宏大系統。10年來，我們黨把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貫穿社會建設全過程，將促進社會公平正義、增進人民福祉作為社會建設的出發點和落腳點，以保障和改善民生為重點，在社會治理、社會體制機制改革等方面系統發力，探索建設共同富裕的美好社會，全面開展社會建設。

　　推動高水平社會建設與高質量經濟發展齊頭并進。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經濟發展平衡性、協調性、可持續性明顯增強，國內生產總值已突破百萬億元大關，人均國內生產總值超過一萬美元，國家經濟實力、科技實力、綜合國力躍上新臺階，我國經濟邁上更高質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續的發展之路，為社會建設奠定了堅實物質基礎。同時，我們黨努力建設體現效率、促進公平的收入分配體系，調節過高收入，取締非法收入，增加低收入者收入，穩步擴大中等收入群體，推動形成橄欖型分配格局，居民收入增長與經濟增長基本同步，農村居民收入增速快于城鎮居民。在社會治理領域，黨創新社會治理理念，改進社會治理方式，構建共建共治共享的社會治理格局，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社會治理體系，努力建設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國，社會治理的社會化、法治化、智能化、專業化水平大幅度提升，高水平社會建設與高質量經濟發展齊頭并進。

　　在秩序與活力的平衡中扎實推進社會建設。一個好的社會，既穩定有序，又充滿活力。穩定有序是中國之治的最大底色。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們黨堅持和發展新時代“楓橋經驗”，堅持系統治理、依法治理、綜合治理、源頭治理，完善信訪制度，健全社會矛盾糾紛多元預防調處化解綜合機制，加強社會治安綜合治理，開展掃黑除惡專項斗爭，防范和打擊各類犯罪，發展了人民安居樂業、社會安定有序的良好局面。同時，不斷加強社會活力建設，堅持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會治理制度，建立健全黨組織領導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結合的城鄉基層治理體系，建設人人有責、人人盡責、人人享有的社會治理共同體，有力推動了社會的可持續發展。

　　在政府與社會的良性互動中深化體制改革、激發社會活力。我國社會建設的進程，就是不斷調整政府與社會之間關系的過程，政府不斷從管理型政府向服務型政府、責任型政府轉變，社會組織和市場主體在社會治理中的作用日益突出。黨的十八大以來，社會領域的制度改革不斷深化，民法典、慈善法、境外非政府組織境內活動管理法、志愿服務條例等不斷出臺，社會組織登記管理條例列入立法工作計劃。各級民政部門穩妥推進社會組織直接登記試點等工作，行業協會商會與行政機關脫鉤改革基本完成。同時，加強對社會組織的培育、孵化、扶持、發展，社會組織支持網絡更加健全，社會組織從數量增長向高質量發展轉型，在促進居民參與、提供社區服務、決勝脫貧攻堅、助力疫情防控等過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在新起點上加快社會建設體制機制改革創新步伐

　　在社會建設不斷取得成就的同時，我們也要看到，一些地區在某種程度上還存在著重經濟發展、輕社會建設，在社會建設中重民生服務、輕社會治理，在社會治理中重穩定秩序、輕社會活力等問題。解決這些問題，需要不斷加快社會建設體制機制創新步伐。

　　加強黨對社會建設的領導。充分發揮黨總攬全局、協調各方的作用，把黨的意志和主張貫徹到社會建設實踐中，確保社會建設的正確政治方向。實踐表明，社會建設中高效協同的治理網絡難以自發生成，黨建引領已經成為推動多方主體協同共治和提升基層治理體系整體治理能力的重要制度安排，有利于跨組織協調、推動多方依法參與社會建設，提高引領社會、服務社會的能力。創新社會建設體制，需要進一步完善黨委對社會建設的領導機制、工作機制、保障機制，創造出適合中國國情的社會建設模式。近年來一些省市黨委成立社會工作委員會、社會建設委員會，統籌社會建設領域重大規劃、重大政策、重大改革，協調社會建設領域重大事項，是黨建引領社會治理的有益探索。

　　處理好經濟建設與社會建設的關系。相較于經濟建設，社會建設投入巨大，而成效在短期內較難顯現，因而社會建設對地方政府而言是一種弱激勵。處理好經濟發展與社會建設的關系，一方面，高度重視社會建設這一基礎性、長期性的工作，像抓經濟建設一樣抓社會建設，在體制機制、干部配置、資源分配等方面補齊、強化社會建設的短板、弱項，讓發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體人民，切實增強人民群眾的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另一方面，尋求社會建設與經濟高質量發展的結合點，聚焦縮小城鄉、區域、收入“三大差距”，開展擴中提低行動，促進社會公平正義，充分發揮中等收入群體在拉動社會消費和維護社會穩定中的積極作用。與此同時，在現有經濟發展水平下，要重視提升民生保障的有效性、共享性和可持續性。

　　進一步加強社區韌性建設，尤其是提升社區應急管理能力，建設現代社區。社區是社會建設的微觀載體。當前，社區治理領域仍然存在政府職能轉變不到位、社區管理過度行政化等問題，特別是在疫情防控中，基層社會治理體系面臨巨大壓力。針對人口集聚性、流動性和異質性都很高的城市大型社區，必須加強社區韌性建設，強化社區的救災功能，提高社區應對危機的能力。同時，在常態化管理中，明確社區作為群眾服務前臺，條線行政部門作為業務中臺、職能支撐的定位，將網格化管理、組團式服務提升為網絡化治理、專業化服務；進一步加強社區社會機制建設，培育社區社會組織，發展社區志愿服務和公益慈善，在推動形成社會的有機團結中，實現常態治理對非常態治理的有效支撐，實現常態治理與非常態治理之間的有效銜接。

　　健全政府對社會組織分類管理、動態賦權的管理體制。10年來，我國社會組織事中事后監管進一步加強，社會組織發展的規范化、透明化程度進一步提高。構建政社分開、權責明確、依法自治的現代社會組織管理體制，要破除管理思維上“非此即彼”的二元思維，依法取締非法違紀的社會組織、嚴格監管存在安全隱患的社會組織與培育發展社會組織并不矛盾，不僅要鼓勵合法的社會組織自主發展，還要加大扶持力度。在公益創投、購買服務方面，更多的是要基于項目補貼，而不是服務外包的方式，確立社會組織的主體地位，激發社會組織發展的內生動力，以正向激勵促進社會組織成長。

　　提高社會建設的數字化、智能化水平。當前，在公共服務、民生保障領域數字化應用發展相對較快，在此基礎上需要進一步推動公共服務智能化水平，精準識別、預測群眾服務需求，輔助科學決策。技術賦能為數字時代社會建設體制機制的系統變遷奠定了基礎，但這只是數字時代社會建設體制機制變革的起點。黨委政府需要在數字技術賦能的基礎上，依托數字平臺實現對社會建設體制機制的系統重塑，而系統重塑主要依托頂層設計來完成，通過總結前期變革的經驗與成果，從被動適應轉向自主變革，包括形塑調適性的權力結構，打破嚴格的行政層級限制；開展靈活的分工重組，突破部門分工導致的協作困境；拓展包容性的參與形式，持續擴展治理網絡等。通過上述組織變革，建立起更具適應性與成長性的社會建設體制機制，實現治理模式創新與制度再生產。

　　（作者：郁建興 吳結兵，分別系浙江工商大學黨委書記、校長，浙江省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中心特約研究員；浙江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教授、社會治理研究院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