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子莊子怎樣通過小寓言講大智慧

　　作者：上海社會科學院終身研究員、周易研究中心主任 周山
　　
　　人應當如何生活？自古以來就是人們思考和爭論的一個問題。在百家爭鳴的先秦時期，思想家都很踴躍地參與這個問題的討論，形成了有很大影響的四種類型：孔子認為，人應當過仁、義、禮、智、信的生活；墨子認為，人應當過“兼愛”“節用”的生活；楊朱認為，人應當過珍重自己、“不以物累形”的生活；老子、莊子則認為，人應當過順應自然、“與天地為一”的生活。
　　
　　老子生活在春秋末期，做過周朝的“守藏室之史”，相當于現在的國家圖書館館長兼歷史研究所所長，稱得上大學問家，所以孔子曾向他問禮、問道。莊子生活在戰國中期，宋國蒙人，寧愿在當地做“漆園吏”，也拒絕楚威王的厚幣禮聘。今存《莊子》一書，其文汪洋恣肆，多采用寓言形式，表達老莊思想。下面，選取其中的三則寓言故事，一起來感受老莊關于生存理念、處世態度、處事方式的生活智慧。
　　
　　■老子并不欣賞孔子“語仁義”，而倡導另一種截然不同的生存理念：人應該如同魚兒在大江大湖里那樣，生活在適合生存的環境中；在那種環境下愜意生活的人，不需要相互之間的關懷救助，社會也無須進行“仁義”教化
　　
　　■有了“萬物與我為一”的處世態度，就能將“物無貴賤”的理念自覺轉化到“齊家治國平天下”的社會實踐中去。不僅人與人之間的溝通成為易事，人與物之間的溝通也有了基礎。隨心所欲而不逾矩，不再是難以攀登的高度
　　
　　“相忘于江湖”
　　
　　個體都保持理想生存質量
　　
　　《莊子》記錄了老子和孔子交往的許多事跡，一般都是孔子問、老聃答。老聃即老子。唯獨有一次，“孔子見老聃而語仁義”。在孔子想來，老子雖然知識淵博，但在“仁義”問題上，自己學有專長，可以與對方講一講。不料，這一舉動卻遭到老子的一番批評。接著，老子給孔子講了一個寓言故事：泉涸，魚相與處于陸，相呴以濕，相濡以沫，不若相忘于江湖。
　　
　　寓言中包含兩種場景，展示了兩種不同的生存理念。前一場景是兩條魚在泉水干涸成為陸地的情況下，各自以口中的濕氣和涎沫滋潤對方，以延續對方的生命。當滅頂之災來臨之際，將僅有的一線生機留給他人，人與人之間的“仁義”關懷到了極致。后一場景是兩條魚生活在江湖之中，從不會想到用自己口中的濕氣和涎沫去滋潤對方。當處在適合生存的環境里，不存在生存危機的狀態下，人們就會忘掉相互之間的“仁義”關懷。
　　
　　對這兩種場景、兩種生存理念作一比較，可以感受到二者之間的明顯差異：前一場景是一種極端惡劣的生存狀態，即便“相呴以濕，相濡以沫”，所能維持的生存質量必然很低，也很難長久；后一場景是一種最適宜、最自然的生存狀態，每一個個體都保持著理想的生存質量，個體之間無須相互關懷。在老子看來，孔子自鳴得意的“仁義”思想，是建立在人類生存環境惡化基礎之上的一種生存理念。這種教化越盛行，說明人們所處的生存環境越惡劣。
　　
　　所以，老子并不欣賞孔子“語仁義”，而倡導另一種截然不同的生存理念：人應該如同魚兒在大江大湖里那樣，生活在適合生存的環境中；　在那種環境下愜意生活的人，不需要相互之間的關懷救助，社會也無須進行“仁義”教化。這種“相忘于江湖”的生存理念，才是人們應該持有的，并且在這種理念的引導下，人們應當積極主動地尋找、營造一個適宜的社會環境。
　　
　　由此，老子將相濡以沫的“仁義”教化，比喻為“若負建鼓而求亡子者”：人已經逃走，才敲打著鑼鼓去尋找，不亦晚乎？聽了老子關于“相忘于江湖”的生存理念，孔子驚羨得“口張而不能嗋”，回到住處后連續幾天不說話。
　　
　　若干年之后，老子騎著青牛出函谷關（一曰散關）西去，應關吏尹喜所請，撰寫《道德經》一書。該書第八十章，將“相忘于江湖”的生存環境定性為“小國寡民”，其生存狀態令人向往：“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樂其俗，鄰國相望，雞犬之聲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老聃所處的春秋末期，正是那些人口眾多的“千乘之國”不安于現狀，時時想著發動侵略戰爭、侵吞他國土地財物的動蕩之際。一旦國家小、人口少，“雖有舟輿，無所乘之；雖有甲兵，無所陳之”，大規模的戰爭也就打不起來了，人們就可以吃得香甜、穿得美麗、住得安適、過得愜意。這樣一幅鄰國相望、雞犬之聲相聞的畫面，正是老子“相忘于江湖”生存理念所衍化的理想圖景。
　　
　　然而，老子這個為天下人謀幸福的生存智慧，并沒有被當時熱衷于爭霸圖強的大國諸侯所接受。大魚吃小魚、小魚吃完之后大魚之間殊死相殘的局面愈演愈烈。同時，在老子的大智慧面前，讀書人也患了消化不良癥，不同程度地曲解了“絕仁棄義”的主張和“小國寡民”的理念。還有人甚至將老子倡導“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樂其俗”的“小國寡民”生存理念，斥之為開歷史倒車的“最后悲鳴”。　“萬物與我為一”
　　
　　增強深度感知世界能力
　　
　　第二個故事，記載于《莊子》秋水篇：莊子和惠子游于濠梁之上。莊子曰：“鯈魚出游從容，是魚之樂也。”惠子曰：“子非魚，安知魚之樂？”莊子曰：“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魚之樂？”惠子曰：“我非子，固不知子矣；子固非魚也，子之不知魚之樂，全矣。”莊子曰：“請循其本。子曰，‘汝安知魚樂’云者，既已知吾知之而問我。我知之濠上也。”
　　
　　與莊子同游的惠子，是曾在魏國執政多年的惠施，因為秦國張儀的離間，剛剛走下政壇。《莊子》言：“惠施多方，其書五車。”現代人往往用“學富五車”來形容一個人的學問大，其源蓋出自于惠施。惠施曾將自己的10個命題，告示所有喜歡名辯的學者；“天下之辯者，相與樂之”，紛紛拿出自己的代表性辯題，“以此與惠施相應，終身無窮”，將激蕩300年的先秦名辯思潮推向巔峰狀態。
　　
　　在中國哲學史上，莊子與惠施的這一場“濠梁之辯”無疑是一次更經典、更精彩的論辯，2000多年來始終為人津津樂道，甚至經常有學者充當他們的評判人。
　　
　　從邏輯角度考量，惠施的推論是合理的。這位以譬喻著稱的邏輯學家，遵奉的是“異類不比，說在量”的類比原則。不同的類，衡量標準不一樣，不能作由此及彼的推論。由游于濠梁之上的人的快樂心情，不能推論水中出游從容的魚也是快樂的。在論辯過程中，惠施又從“我非子，固不知子矣”，推論“子固非魚也，子之不知魚之樂”，也是合乎推理規則的。相反，莊子在論辯過程中，犯了一個自語相違的邏輯錯誤：他的第一個反駁語“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魚之樂”，肯定了惠施不知道莊子知魚之樂；第二個反駁語卻又肯定惠施知莊子知魚之樂，從而對“安知魚之樂”作出了完全相反的兩種解釋。
　　
　　從哲學的角度來考量，莊子的“知魚之樂”，是其“天地與我并生，而萬物與我為一”處世態度的必然結果。在莊子看來，包括人在內的世間萬物，都是道的具體而微，所謂“以道觀之，物無貴賤”。因此，人與魚兒之間是相通的，沒有截然分割的區別。人能感知魚，魚也能感知人。魚是否快樂，人當然能感知。
　　
　　為了證明人類和萬物之間的相通性，《莊子》　的齊物論篇還記載了一個莊周夢為蝴蝶的故事。究竟莊周夢為蝴蝶，還是蝴蝶夢為莊周？雖然二者可以相通互化，但莊周和蝴蝶畢竟有所區別。這種既看到人和萬物之間的相通性，又看到人和萬物之間存在差異性的哲學思維，使得莊子的處世態度能夠順應自然而又超然物外；在獨與天地精神往來的同時，又不傲睨萬物。
　　
　　有了“萬物與我為一”的處世態度，就能從道的層面看世界，將“物無貴賤”的理念自覺轉化到“齊家治國平天下”的社會實踐中去，一切看似不可能的事情都成為可能。平等，從道的層面獲得了保證；不僅人與人之間的溝通成為易事，人與物之間的溝通也有了基礎。生活，變得輕松、舒暢；隨心所欲而不逾矩，不再是難以攀登的高度。
　　
　　就像莊子能感知魚兒的快樂與否，與天地萬物融為一體的處世態度，必然能增強我們深度感知世界的能力、提升我們的生活質量。　游刃有余
　　
　　既遵循規律又注重效率
　　
　　第三個故事，記載于《莊子》養生主篇中：有一位姓丁的廚師替文惠君宰牛，宰牛時的手、肩、足、膝呈現的姿勢，優美如古代的舞姿；進刀分解牛體發出的聲響，美妙如古樂的韻律。文惠君禁不住喝彩：“好極了，技術怎么能夠達到如此境地！”丁廚師放下屠刀回答：“我愛好的是道，已經超越了技術。我剛開始宰牛時，所見無非是一只牛；三年之后，就不是見到整只牛了。如今，我只需心領神會而不用眼睛觀看，停止了感官的作用而聽從于心神的引導；　按牛體的自然結構，批開筋肉的間隙，進入骨節之間，順著固有的路線進刀，經絡盤結之處暢行無阻，更不要說大骨之間了。”
　　
　　丁廚師繼續說道：“好的廚師一年換一把刀，他們是用刀去切割筋肉。家里的普通廚師一個月換一把刀，他們是用刀去砍骨肉。我這把刀已經用了十多年，分解的牛有數千頭，而刀刃之鋒利，仍如同在磨刀石上新磨的一樣。因為牛的骨節之間是有間隙的，而刀刃之薄已到了幾乎沒有厚度的狀態，以沒有厚度的刀刃進入有間隙的骨節，當然是恢恢乎其于游刃必有余地了。所以，這把刀用了多年，仍然像新磨的一樣鋒利。雖然如此，每當遇到筋骨盤結之處，我知道不容易行刀，便小心翼翼，眼神專注，手腳緩慢，動刀甚微，便骨肉相離，如泥一般潰散于地。我提刀四顧，躊躇滿志，然后把刀子擦凈收藏起來。”
　　
　　文惠君聽后感嘆：“善哉！聽丁廚師之言，得養生之道了！”
　　
　　莊子在這個故事之前，還寫了這樣一段話：順應自然規律，“可以保身，可以全性，可以養親，可以盡年”；接著講“庖丁解牛”的故事，闡述養生之道的最高境界：順應自然。這個寓言講述的不是順應自然的理念，而是順應自然的一種具體方法：以無厚入有間，恢恢然游刃有余。
　　
　　游刃有余的最大功用，就是刀刃與牛骨不發生“摩擦”。在日常生活中，則是盡量避免人與自然界、人與人之間的各種“摩擦”。《紅樓夢》中的林黛玉“最是個多心的人”，既抱怨自然界中風霜雨雪對自己身體的摧殘，又抱怨外婆家長輩的不照應，與寶玉、寶釵等兄弟姐妹之間也“摩擦”不斷，以致本來就嬌弱的身體愈發衰弱，年僅十幾歲就終結生命。想必曹雪芹是贊成莊子的處事方式，才將林黛玉作反面教材，告誡世人凡事都要從游刃有余上下功夫，方能保身全性、養親盡年。
　　
　　游刃有余的養生方式，后來沿用到對世事的處理，成為一種體現能力的最佳處事方式。而在儒家文化中，有一種區別于莊子的處事方式，一度成為世人追慕的典范。這種處事方式，名為鞠躬盡瘁，源自諸葛亮的《后出師表》：“臣鞠躬盡瘁，死而后已。至于成敗利鈍，非臣之明所能逆睹也。”這是一種不辭勞苦、貢獻一切的處事方式，就工作態度而言值得肯定，就辦事效果而言難免懷疑。但是，“死而后已”，勇氣可嘉，卻有不負責任之嫌；后一句話，更表現出缺乏信心的問題。后來的實踐也證明：鞠躬盡瘁成為諸葛亮屢敗屢戰的充分理由，以致擁有“天府之國”自然資源的蜀國，在三國鼎立的局面中第一個被淘汰出局。
　　
　　與鞠躬盡瘁相比較，游刃有余的優點顯而易見：這是一種遵循自然規律為前提、注重工作效率的處事方式，因而對其結果充滿信心。在今天的社會，鞠躬盡瘁的處事態度應當贊賞，游刃有余的處事方式也要提倡。
　　
　　總之，從“相忘于江湖”的生存理念、“萬物與我為一”的處世態度到游刃有余的處事方式，有一條主線一以貫之，那就是“順應自然”，即遵循自然法則。老子強調，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自然是人類生活的最高法則。與之相比，儒家相濡以沫的生存理念、“三綱五常”的處世態度、鞠躬盡瘁的處事方式，脫離了自然法則，具有“偽”即人為的特點。這正是我們重新關注老莊智慧、認真思考該如何生活的重要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