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寧為宇宙閑吟客，怕作乾坤竊祿人。”晚唐詩人杜荀鶴深知民生之艱，深懷救民之志，深感庸官之害，其在《自敘》一詩中抒發心志，寧肯不當官，亦不愿做不干事、不作為的“竊祿人”。其懇切之言，至今依然直照人心、令人警醒。

　　自古以來，老百姓莫不希望為官者造福一方，而極厭惡“堂上木偶”般庸碌之輩。庸官，懶政怠政，不思進取，占位子、混日子，造成百姓有求無人應、有困無人解。這些都令民生福祉無從談起、民生改善緩如龜行。這類官員看似不貪不占，實則敗壞風氣、貽誤事業發展，為害匪淺！

　　歷史上的這類“竊祿人”，最終逃不過人們的譏諷鄙夷，并留惡名于子孫后世。宋代丁大全、陳大方、胡大昌三人同時擔任諫官，本應積極進諫、針砭時弊，卻明哲保身，不敢進言，時人諷刺為“三不吠犬”，可謂形象至極。明憲宗時期，內閣里有劉吉、萬安、劉珝三人碌碌無為，飽食終日，時人稱呼他們為“紙糊三閣老”；又有吏部尚書尹旻、戶部尚書殷謙、禮部尚書周洪謨、兵部尚書張鵬、刑部尚書張鎣以及工部尚書劉昭，他們日日空坐衙門，正事不干，被譏諷作“泥塑六尚書”。透過這些稱呼，老百姓的愛憎之意，一目了然。

　　在其位，謀其政。官員一人之職，事關眾人福祉，用之得當，可以造福一方百姓。《瑣闈管見》記載了一則“抗疏救遼”故事：嘉靖末，遼陽大饑，軍民相食。兵部侍郎王某，疏請賑饑。議將二萬石粟，陸運至山海關。解費之銀，每萬計八千兩，地方深以為苦。時昆山許伯云，為給事，謂遼人命在旦夕，若用陸運，則曠日而騷擾，不如暫弛海禁，用漕艘沿海以往，則可揚帆速至。于是抗疏極言，且謂海運倘有疏虞，請以一家為質，而后朝廷始從其請。于是將原議漕石，并天津倉糧，共添至十余萬石，星夜航海赴遼，遼人歡呼動地，全活甚多。

　　許伯云心系百姓，得知遼陽百姓困于天災而心急如焚，不惜抵上一家人的性命，及時拯救百姓于水火之中，其肝膽魄力、作為擔當，當令所有“竊祿人”無地自容。“居官莫道一錢輕，盡是蒼生血作成。”官員俸祿皆源自于百姓，當以盡心為民為要、以無功受祿為恥。

　　為中國人民謀幸福，為中華民族謀復興，是中國共產黨人的初心和使命。我們黨內涌現出了一大批像焦裕祿、王進喜、孔繁森、鄭培民這樣的優秀共產黨員，他們在各自崗位上兢兢業業，瞄準民生所急、民生所需，敢于擔當、善于作為，勤奮敬業、無私奉獻，贏得人民贊譽。然而，在當下卻有少數黨員干部能力“余額少”、素質“缺口大”，滿足于混日子、守攤子。有的害怕承擔責任、擔心個人利益受損，一切得過且過；有的遇事墨守成規、不思進取；有的開展工作缺乏論證，致使決策錯誤，等等。如此這般，有負于黨，有負于民。

　　黨和人民需要的是能干事、干實事的好干部。如今，改革進入深水區，也就更加需要干在實處、走在前列。廣大黨員干部當以“乾坤竊祿人”為恥，不待揚鞭自奮蹄，擼起袖子加油干，在新時代擔當新使命、展現新作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