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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何中華

　　【“四個講清楚”】

　　開欄的話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要講清楚每個國家和民族的歷史傳統、文化積淀、基本國情不同，其發展道路必然有著自己的特色；講清楚中華文化積淀著中華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華民族生生不息、發展壯大的豐厚滋養；講清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是中華民族的突出優勢，是我們最深厚的文化軟實力；講清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植根于中華文化沃土、反映中國人民意愿、適應中國和時代發展進步要求，有著深厚歷史淵源和廣泛現實基礎。”為深入學習“四個講清楚”的深刻內涵，深入貫徹習近平總書記關于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系列講話精神，進一步堅定“四個自信”，本刊自今日起特開設《四個講清楚》專欄，重點圍繞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傳統文化根基、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與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等主題刊發系列理論文章。

　　從文化意義上說，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及其歷史選擇，集中體現著文化的時代性與民族性的具體的歷史的統一。作為民族性的規定，“中國特色”內在地蘊含著中國所特有的文化傳統的塑造和建構。中國的實際、中國的國情、中國的土壤，既是廣義的文化本身，又濃縮并表征著狹義的文化因子。作為時代性的規定，“社會主義”則是馬克思主義普遍真理在一個東方大國實現的“實踐能力的明證”。世界上并不存在抽象的社會主義，任何社會主義制度的建構，都離不開同特定國家和民族的文化土壤和文化傳統及其所決定的歷史背景的內在結合。

　　壹

　　從馬克思主義的普遍原理與中國革命的具體實際相結合，到走自己的路，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再到今天的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思想和實踐，其中內蘊的一以貫之的實質，就是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

　　1885年4月，恩格斯在給俄國革命家查蘇利奇的信中曾說過：“在我看來，馬克思的歷史理論是任何堅定不移和始終一貫的革命策略的基本條件；為了找到這種策略，需要的只是把這一理論應用于本國的經濟條件和政治條件。”他強調指出：“但是，要做到這一點，就必須了解這些條件。”一個國家的經濟條件和政治條件，也就是這個國家的基本國情。倘若對中國的基本國情缺乏足夠的了解或者不尊重，就不可能從實踐上實現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成功應用。而經濟條件和政治條件又折射著一個國家或民族的文化傳統及其深邃背景。1887年1月，恩格斯在致美國社會主義者弗·凱利-威士涅威茨基夫人的信中又寫道：“越少從外面把這種理論（指馬克思主義學說——引者注）硬灌輸給美國人，而越多由他們通過自己親身的經驗（在德國人的幫助下）去檢驗它，它就越會深入他們的心坎。”所謂“親身的經驗”，同樣離不開經驗者被歷史的存在所建構著的解釋學意義上的“前見”。作為此在性的存在，經驗者總是遺傳并分享了他所屬的那個傳統的文化，從而是一種文化的存在。因此，人們在通過自己的親身經驗去實踐馬克思主義的時候，就不能不滲透著文化的變量，這個變量對于這種實踐來說，無疑具有本質的意義。

　　貳

　　中國之所以選擇并走上了社會主義道路不是偶然的，而是由其特定的歷史語境決定的。在一定意義上可以說，它是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的具體條件包括文化條件成功融合的歷史結果。

　　隨著人類普遍交往的日益拓展和深化，馬克思所說的“歷史向世界歷史的轉變”得以實現。“世界歷史”的崛起，意味著考量中國社會演變的前途和命運，不能再囿于中國本身，必須著眼于“世界歷史”這一宏大背景。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所說的“使東方從屬于西方”，意味著西方對東方的征服及其所造成的不對等，同時也表明中國已被納入“世界歷史”范疇，構成其內在的有機部分。中國社會的變遷和演進，其方向和路徑開始作為“世界歷史”現象而被規定。如此一來，中國與世界之間實際的相互改變，就成為“世界歷史”本身的重要建構。這一特定歷史情境，決定了中國作為一個東方大國，選擇社會主義道路是歷史的必然。

　　中國早期的馬克思主義者都意識到了“世界歷史”的意義，從而自覺地具有了一種全球史觀的眼光。例如毛澤東、蔡和森、陳獨秀、李大釗、瞿秋白等等，都強調中國革命的實質和前途需要置于整個世界的坐標中加以討論。蔡和森指出：“勞動解放絕不是一個地方、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的問題，乃是一個世界的社會問題，馬克思社會主義乃是國際的社會主義，我們絕不要帶地域的民族的色彩。中國的階級戰爭，就是國際的階級戰爭。”1921年6月7日出版的《共產黨》雜志在《共產黨在中國的使命》一文中指出：“現代的經濟變動是世界的，不是國別的了，大家不要妄信經濟組織及狀況幼稚的國家仍然應采用資本制度，同一起首創造，不必再走人家已經走過的錯路了，這就是我們共產黨在中國經濟的使命。”東方國家選擇社會主義道路，只有在“世界歷史”背景下才是可能的。

　　叁

　　值得注意的是，社會主義思想傳入中國，一開始是被作為“大同理想”來認知的。這固然是跨文化翻譯的最初階段所難以避免的“格義”，但也的確反映出兩者間的相通和一致。儒家的大同理想，構成社會主義思潮得以在中國傳播的深厚而適宜的文化土壤。作為馬克思主義學說的科學社會主義，其社會理想同中國古代儒家的理想社會之間具有某種兼容的性質。也正因此，社會主義才能夠在中國的先知先覺者中深入人心。

　　從文化上說，中國傳統文化同社會主義之間的確存在著某種特有的親和性。中國古代的“大同理想”，成為中國之所以選擇社會主義的深邃文化背景和重要文化尺度。梁啟超當年就認為，“孔子講的‘均無貧和無寡’，孟子講的‘恒產恒心’，就是這主義（指社會主義——引者注）最精要的論據”。孫中山也是把“社會主義”稱之為“大同主義”，他說：“民生主義就是社會主義，又名共產主義，即是大同主義。”蔡元培在為李季翻譯的英人柯卡普的《社會主義史》所作序言中，一上來就把社會主義學說同中國儒家的社會理想作類比，認為“我們中國本有一種社會主義學說”，并從孔子、孟子和《禮記·禮運》里找出相似的段落加以證明。

　　隨著“西學東漸”，各式各樣的社會主義思潮紛紛傳入中國，并在思想舞臺上競相上演，諸如無政府主義、基爾特社會主義、新村主義、工讀互助主義等等，但歷史最終選擇了馬克思主義的科學社會主義。因為只有科學社會主義在中國文化土壤中才最具有可實踐性，能夠契合并滿足中國社會得以拯救和中國文化得以革故鼎新的緊迫需要。中國后來的實際發展和歷史演變表明，馬克思主義的確在中國這塊土壤上獲得了“實踐能力的明證”。

　　肆

　　在中國革命的進程中，道德感召力始終構成革命者持久戰斗力的文化根基。犧牲和奉獻精神、堅韌而頑強的意志力、革命者的虔誠信念、人民群眾的道德覺悟……這一切都成為中國革命和建設事業取得勝利的重要保障。中國革命艱苦卓絕，其歷時之久、范圍之大，同人類歷史上任何一場宏大的革命運動相比都毫不遜色，堪稱歷史的奇跡。用美國記者斯諾的話說，正是“絕對的信念”才能夠產生出“大無畏的氣概”。以史詩般的長征為例，就像毛澤東1936年在同斯諾談話中所總結的那樣：“紅軍的勝利行軍，以及它的勝利到達甘陜并保持自己的有生力量，首先是由于共產黨的正確領導，其次是由于蘇維埃人民的骨干的偉大的才能、勇氣、決心以及幾乎超人的忍耐力和革命熱情。……它之所以不可戰勝和必然取得最后勝利，其原因之一就在于這種決心。”

　　強調德性的力量，這既是中國特色，也是在中國大地上成就社會主義偉大事業的優勢和可靠保障之所在。而這一價值取向，深深地植根于中國傳統文化的特質，是中國文化得以綿綿不絕地延續和發展的重要原因之一。

　　（作者：何中華，系山東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研究中心特約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