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雨辰《光明日報》（ 2020年03月02日15版）

　　庚子年發生的這次新冠肺炎疫情告訴我們：人類要恢復對自然的敬畏，進而真正維系人與自然的和諧共生關系。

　　祛魅：從敬畏自然到支配自然

　　人類對自然的態度經歷了從依附自然、敬畏自然到支配和控制自然的轉變。這一態度的轉變除了人類社會生產力的提高這一現實基礎外，與西方啟蒙理性所宣揚的現代性價值體系密切相關。西方啟蒙運動所宣揚的啟蒙理性建立在主、客二分的機械論哲學世界觀的基礎上，其根本目的是使人們通過運用人類的理性和知識，從對神和自然的恐懼中擺脫出來，進而真正實現自立。但問題在于啟蒙理性所宣揚的理性和知識只是能夠指導人們操作性活動的技術，卻要求把揭示世界因果關系和發展本質的知識當作無用的形而上學予以拋棄，“有用性”成為判斷知識的唯一標準，這就意味著啟蒙理性所說的理性和知識的本質實際上是一種排斥價值理性的技術理性。啟蒙理性不僅把知識理解為以技術理性為基礎的科學技術，而且把自然理解為遵循機械規律運動和滿足人類需要的被動客體，進而把人類與自然的關系歸結為控制和被控制、利用和被利用的工具性關系，而科學技術被看作是人類控制和支配自然的中介和工具。啟蒙理性進一步與資本相結合，形成了以科學技術進步和追求無限經濟增長為基礎的現代性價值體系。

　　在現代性價值體系看來，人類之外的自然界只具有滿足人類需要和實現人類幸福的工具價值，人類只要憑借科學技術進步，就能實現無限經濟增長，最終達到自由、平等和民主的資產階級的理想王國。但是，一方面，由于現代性價值體系所說的“人類利益”，本質上只不過是資本的利益；另一方面，現代性價值體系把發展等于經濟增長，簡單化了人類幸福的豐富內容，同時它所追求的無限經濟增長是以不考慮自然資源的限制為前提的。上述缺陷使得以現代性價值體系為指導的資本主義現代化實踐沒有給人帶來所期待的自由和幸福，相反，它不僅造成了個人主義、利己主義、享樂主義的價值觀和唯科學主義盛行，而且造成了人與人、人與自然關系的異化和日益嚴重的生態危機，啟蒙理性的“祛魅”走向了它的反面，即從擺脫對自然和宗教的束縛，走向了商品拜物教崇拜，西方現代化實踐的結果是工具理性的現代化和效率的提高，但也是物的價值的上升和人的價值的下降。如何正確建構人類與自然的和諧關系，恢復科學和價值的關聯，保障科學技術運用的正確方向，成為人們反復探討的問題。對這一問題的探討，又是一個對自然“返魅”的過程。

　　返魅：恢復對自然的敬畏

　　伴隨著對西方現代性價值體系實踐后果的反思以及生態科學、系統論和協同學等自然科學的興起，人們逐漸認識到人類和自然界是一個相互制約、相互影響和相互作用的有機整體，現代性價值體系的機械論、還原論思維由此受到批判，并使有機論、整體論思維得以興起，這一思維方式的轉換實際上意味著對自然的“返魅”。

　　1866年德國生物科學家海克爾提出了“生態”概念，揭示了地球有機體是一個相互聯系、相互作用的有機整體，這一觀點經過100多年的發展，最終形成了生態哲學的范式。這一范式的基本特點是反對現代性價值體系所秉承的主、客二分的哲學世界觀和機械論的自然觀，反對把自然僅僅看作是滿足人類需要的被動客體，主張世界萬物處于普遍聯系和相互作用之中的有機論的哲學世界觀和自然觀，主張立足于“人—自然—社會”彼此聯系的整體看待世界，認為自然是不斷生成和發展的有機整體，也具有其內在價值。以生態科學等自然科學和倫理學為基礎，西方興起了以生態中心論為理論基礎的“深綠”生態思潮和懷特海的過程哲學等，雖然其具體理論觀點存在差異，但其共同點都是反對近代主、客二分的機械論哲學世界觀和自然觀，要求考慮自然的價值和權利，恢復對自然的敬畏。

　　馬克思主義生態哲學：維系人與自然的和諧共生關系的理論基礎

　　從對自然的“祛魅”到對自然的“返魅”，其目的雖然有要求人類放下自己的傲慢、恢復對自然的敬畏的成分，但并沒有從根本上解決人與自然之間的緊張關系。解決人與自然緊張關系的歷史性任務，最終落在了馬克思主義生態哲學上。馬克思主義生態哲學認為，人類與自然是相互制約、相互影響和相互作用的關系，并在人類實踐的基礎上實現具體的、歷史的統一。人類利用和改造自然，必須尊重自然規律，否則就會受到自然規律的懲罰。馬克思主義生態哲學這一基本原理，為我們維系人與自然和諧共生關系提供了哲學基礎和科學的方法論。習近平總書記以馬克思主義生態哲學為基礎，對中國傳統生態智慧進行了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提出了“人與自然是生命共同體”這一重要理念，并強調“生態是統一的自然系統，是相互依存、緊密聯系的有機鏈條”“人與自然是生命共同體，人類必須尊重自然、順應自然、保護自然”。只有保持對自然的敬畏之心，在尊重自然、順應自然中改造和利用自然，才能真正實現人與自然之間的和諧共生關系。

　　實現人與自然的和諧共生關系，除了要求哲學世界觀和自然觀的變革之外，還必須實現生產方式與生活方式的綠色化，并確立新的技術倫理和生物多樣性倫理的生態價值觀。

　　生產方式的綠色化要求我們摒棄傳統的以要素投入為主的不可持續、不協調的粗放型發展道路，走以科技創新為主導的可持續和協調發展的生態文明發展道路；生活方式的綠色化就是要自覺抵制工業文明所秉承的消費主義價值觀和物質主義幸福觀，追求珍愛自然、勤儉節約、低碳文明的健康生活方式。生產方式與生活方式的綠色化本質上是確立保護自然的生態價值觀，這又客觀上要求確立新的技術倫理和生物多樣性倫理。所謂新的技術倫理，就是要把現代性價值體系所宣揚的用科學技術支配和控制自然滿足人的需要的觀念，轉換成控制人類的非理性欲望，避免由于這些非理性的欲望造成對自然資源的浪費，使科學技術進步和運用真正服務于人與自然的和諧發展；所謂生物多樣性倫理，就是我們要放棄狹隘的人類中心主義濫用自然的做法，在認識到自然界需要的基礎上，尊重自然的本性，考慮自然的權利，最終實現人與自然的和諧共生。

　　（作者：王雨辰，系中南財經政法大學哲學院教授，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標專項課題“人與自然和諧共生關系的生態哲學闡釋與中國生態文明發展道路研究”〔18VSJ013〕階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