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中國人民大學校長、中國人民大學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院理事長　劉偉

　　眼下，我國經濟發展進入新階段，面臨一系列新矛盾新挑戰。尤其是2019年國內經濟下行壓力持續增大、國際經貿摩擦不斷升級，2020年年初又遇到新中國成立以來傳播速度最快、感染范圍最廣、防控難度最大的疫情沖擊，二者交織疊加對我國經濟產生了深刻影響。第一季度GDP增長為-6.8%，為改革開放以來最低的增長速度。供給側受到嚴重沖擊，第二產業增速下降9.6%，第三產業增速下降5.2%，產業鏈供應鏈嚴重受損，企業面臨巨大的壓力和風險。需求側投資和消費均大幅下滑，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增速下降19%，固定資產投資增速下降16.1%，加劇了內需疲軟矛盾。國際上疫情蔓延進一步加劇經濟衰退，今年全球經濟負增長已成共識，對我國供給和需求兩方面都會產生嚴重沖擊。

　　那么，中國經濟增長是否具有承受這種沖擊的能力？

　　一方面，中國經濟具有強大的韌性。我國經濟在歷次全球性或區域性危機中都表現出較強的抗擊打能力，在危機后都出現了較快的經濟增長。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后我們迎來了近10年的高增長低通脹黃金期，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后我們出現了連續多年的強勁增長，并在2010年超過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面對疫情空前沖擊，在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堅強領導下，疫情防控取得重大戰略成果，在全球疫情蔓延的情況下率先實現復工復產。自3月份起，主要經濟指標降幅明顯收窄，第二產業降幅較1、2月收窄12.4個百分點，第三產業降幅收窄3.9個百分點。防疫雖然付出了高昂的成本，但在保衛人民生命的同時，贏得了恢復經濟的主動。這意味著在全球負增長的低速狀態下，中國經濟仍可能實現正增長，意味著中國經濟無論在存量上還是增量上都會進一步提高，意味著中國經濟追趕發達國家的步伐不僅未放緩反而進一步加快。

　　另一方面，中國經濟具有巨大的潛力。一是擁有超大規模的國內市場需求潛力。到2019年末，GDP總量99.1萬億元，已相當于美國的67%左右；人均GNI突破1萬美元，已超過世界上中等收入國家的平均水平；常住人口城鎮化率首次突破60%，城鎮人口規模已達8.5億，未來30年至少還有30%的人口約4.2億實現城鎮化，平均每年新增城鎮人口約1400萬；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超過40萬億元，成為世界第一大國內消費品市場，開始具有“世界市場”特征；居民恩格爾系數降至28.2%，消費水平進入“富足”階段，消費結構升級加快，這些變化都構成推動內需擴張的堅實基礎。二是中國已建成全球規模最大、體系最完整的工業制造業。自2015年起，我國工業制造業的規模超過美國，成為唯一擁有聯合國產業分類中全部工業門類的國家。疫情沖擊雖然強烈，但畢竟是外生的、偶發的，不會根本改變決定中國經濟發展的主要因素，不會根本改變中國經濟仍處于戰略機遇期的歷史事實，不會根本改變長期向好的客觀趨勢。三是基本經濟制度及宏觀調控政策體系具有逆周期調節反危機的優勢和能力。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為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的同時更好發揮政府作用提供了制度基礎；日益完善的宏觀政策體系具有較強的反危機能力，宏觀調控目標在關注總量的同時注重結構，宏觀調控方式在關注需求側的同時注重供給側，宏觀調控工具強調規劃、財政、貨幣政策的同時注重多元化，從而使宏觀調控的方向、力度和效果更加精準。特別是在近年經濟下行壓力不斷增大的背景下，我們沒有在政策上采取大水漫灌式的超強總需求刺激，而是以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為應對疫情對經濟增長的沖擊，為加大“六穩”工作力度，聚焦“六保”著力點，落實“六保”任務預留了較為充足的政策空間。

　　基于上述分析，總的來看，我們完全能夠統籌推進疫情防控和經濟社會發展，實現預定目標。2020年是“十三五”規劃收官之年，是決勝全面小康之年，也是打贏脫貧攻堅等三大戰役的決戰之年。這一系列社會經濟發展目標的實現，都必須有必要的經濟增長。

　　研究表明，我國目前潛在經濟增長率在3%至4%，采取強有力的總需求擴張政策，同時加快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有可能接近或達到5%甚至略高的增速的，但或要付出高昂的成本。從總需求角度看，需要在擴大內需的同時穩定出口，擴大投資的同時活躍消費，使經濟增長具有必要的需求動力。當然不能僅依靠需求拉動，這樣既不現實也面臨極大的風險。從總供給角度看，需要持續釋放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結構紅利、制度紅利、政策紅利，從根本上提高經濟發展質量，使經濟增長更加均衡、協調、強勁。決勝全面小康關鍵在于“全面”，在于實質性發展，速度服從于發展要求，發展不是以速度為目標，實現全面小康不單純是經濟指標，而是具有廣泛深刻的社會發展內涵；就經濟指標而言也不單是GDP數量指標，更重要的是質量指標，包括結構升級和協調發展、創新驅動和全要素生產率提升等。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之所以不提具體的增長率指標，更為深層的動因應在于對2020年實現全面小康的全面性和質量指標的強調，而不在于進一步突出速度和規模。因此，從需求與供給、規模與結構、數量與質量、經濟與社會等各方面的統一上看，2020年決勝全面小康的經濟社會發展目標完全可能實現。

　　就“六穩”和“六保”的首要目標就業來看，由于受疫情沖擊，《政府工作報告》較2019年上調了失業率目標，調查失業率政策目標由2019年的實際調查失業率5.3%以下，上調為6%左右。保住6%左右的調查失業率，需要900萬個新增就業崗位，運用投入產出法測算，2020年需要達到4%以上的經濟增長，GDP的總規模達到105萬億元左右（實際經濟增長、價格總水平和名義經濟增長之間是相乘的關系，按GDP折算系數折）。若根據我國近些年的實際經驗，GDP每增長一個百分點，增加就業約200萬個，那么新增900萬個就業崗位，GDP要增長4.5%。應當說，這一增長速度在各方面努力下是可能達到的。如果再考慮到“六穩”“六保”對就業的突出強調以及由此產生的就業政策性效應和經濟結構變化產生的擴大就業的吸納效應，或許低于4.5%的經濟增長條件下也能夠實現6%左右的調查失業率控制目標。

　　就脫貧攻堅等三大戰役的目標達成而言，雖然與經濟增長有聯系，但多年來的經濟發展和努力已經積累了深厚基礎，脫貧攻堅近些年年均減貧1000多萬人，貧困發生率已降至2019年的0.6%，貧困人口總量只剩500多萬，即使考慮到疫情沖擊可能會有200萬人左右返貧，今年減貧人口也不到1000萬，低于近年年均減貧人口數，是有可能全部實現脫貧的。全面小康下的脫貧，關鍵是“一個都不能少”，要求的是精準扶貧，而實現“一個都不能少”的精準扶貧，矛盾的主要方面并不在于2020年經濟增長速度的高低，只要不出現嚴重負增長，即使在已有的經濟發展水平上，精準識別、精準施策、精準評估，依靠制度優勢，同時在經濟運行上推進“六穩”，落實“六保”，就完全能夠打贏脫貧攻堅戰。

　　總之，疫情沖擊阻擋不住我們實現全面小康的步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