責任編輯：李士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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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周飛舟《光明日報》（ 2020年06月19日11版）
正所謂“疾風知勁草”，突如其來的新冠肺炎疫情，使我們清楚地觀察到，“家國情懷”這一中國人素有的思想情感，在疫情應對中發揮出強有力的支撐作用，凝聚起同心同德、共克時艱的偉大力量。
從民族文化特征看，中國人大都崇尚一種從家庭安全和穩定出發的服從大局的意識和文化；從政治文化角度講，“中國”在中國人的觀念中，不僅指政權，更寓含著共同民族文化根基，有家園、祖國的含義，在患難時期有著很強的凝聚力。一些學者以西方“國家—社會”理論為基本視角，認為在中國找不到類似西方社會團體的組織，或者看不到這類團體發揮實質性作用，就斷定中國沒有“社會”、個人直接面對國家，進而推斷出國家對個人是全面壓制的關系。這是典型的用西方理論裁剪中國社會。著名社會學家潘光旦認為，與西方“社會”概念相對應的，應當是中國的“人倫”或“倫”，即以家庭為核心展開的一系列社會關系。這啟發我們，在中國，發達的家庭關系及其衍生出來的社會關系和社會倫理，是“社會”這一概念的核心內容。而且，中國的這種“社會”與西方的“市民社會”，不但在內容和結構上不同，在作用和功能上也很不相同。這些不同，集中體現在中國的“社會”與國家之間并非二元對立，更多的是內外呼應，我們可以稱之為家國關系。對此，可結合本次疫情，從多個方面來觀察和分析。
以家為本位的文化傳統。這次大疫在中國暴發的時間非常特殊，恰好趕在春節。春節是中國人闔家團聚的日子，幾乎所有中國人都會不遠萬里趕回家，這在每年都是全世界獨一無二的宏偉場景。正月初一，習近平總書記主持召開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會議，強調把疫情防控工作作為當前最重要的工作來抓，吹響了抗疫戰斗的號角。對于中央的號令，讓人印象最深的就是全國人民的配合。這種配合范圍之廣、程度之高體現了家本位文化的穩固作用和家國情懷的聚合作用。在當前中國城鎮化高速發展的時期，家庭人口的流動和分離是常態，短暫的團聚彌足珍貴，好比風箏收線、鳥兒回巢，風急雨驟更顯出家的凝聚力。疫情來臨，家庭成為每個人應對疫情的安全港灣，人們宅居家中，彼此間的關切和擔憂轉化為對中央號令的高度配合。
費孝通在20世紀90年代就提到過，全國這么多人在外面漂來漂去，為什么中國的秩序還是穩定的？他說秘密就在家庭，因為人人是為了家，同時又有家作后盾。費孝通的這個說法，在學術界尚未得到應有的重視。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可能是，在改革開放順利發展的時期，家庭的作用只是在默默地發揮，即便整個社會的空間流動性和結構變動性都非常劇烈。但當這次疫情洶涌而至，政府明確號召“居家隔離”，使得家庭作為一個重要社會單元被凸顯，家庭對于中國社會穩定的結構性力量更加明顯地顯露出來。“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中國人的家庭觀念推己及人，便能擴展到與他人的關系中。為什么當中國人聽到西方人說防病毒不出門限制了個人自由，會覺得荒謬和不可思議？就是因為在中國人心中，不出門絲毫不能說明中國人不愛自由或者更怕死，它真正說明的是中國文化以家為核心，中國人關注家人安全，也能體諒他人同樣的感受。
家國同構的治理模式。中國在抗疫中的表現，無論是反應的速度、行動的力度、成果的效度，都是無與倫比的，必將給世界留下深刻的印象，隨著時間的推移和局勢的變化，甚至會進一步影響到學術界思考和研究社會、政治問題的范式和方法。中國應對疫情的最大特點，可以概括為“以人民為中心”。疫情期間的“以人民為中心”，就是把經濟的考慮放在一邊，“始終把人民群眾生命安全和身體健康放在第一位”，堅決打贏疫情防控阻擊戰。這種對生命的高度重視，體現了中國共產黨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價值理念，是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視民如傷”“民為貴”的時代升華。我們的一些關鍵做法，也呈現出家與國相依相偎的關系。從下往上看，全國人民居家防疫，家庭、社區“各自為戰”，基層社區嚴防死守，從家庭到村莊、社區、街道、縣市都守家有責、守土有責，絕對支持從中央到地方的大一統指揮；從上往下看，黨中央態度鮮明、堅定有力，各級黨委政府壓實責任，全國各地物資、人員高效調度，有力確保基層社區自救、家庭居家防疫。正是這種家國一體、上下呼應的抗疫格局，造就了同心同德、共克時艱的有效局面。抗疫取得的重大勝利充分說明，在中國，家就是國家穩定的基礎，國就是萬家平安的保障。
以中國人的家國情懷看社會治理。中國悠久的歷史形成了家本位的文化傳統，家國同構成為基本特征，家國關系也構成了社會穩定的基石。歷史上，只有家國關系內外呼應、協調一致，百姓仁而不遺其親、義而不后其君，忠臣出于孝子之門，家齊而國治之時，才能實現政治清明、社會發展。可見，社會治理的關鍵在于如何理順家與國的關系。這次疫情再次顯示出，家國關系始終是中國社會結構的基石，國家政治以人民利益為本、以萬家疾苦為重，人民群眾以愛國愛家為美德、以家齊國治為己任，是上下同心、穩定繁榮局面的關鍵所在。
以中國人的家國觀看天下，在疫情演變中看世界格局，更凸顯出中華文明的強大生命力。這些都說明，現代文明并非只有一種或一個模式，經濟全球化也并非傳統文明跟上或者加入現代文明的過程，而是一個不同文明在各自現代化發展路徑上交匯互動的過程。這種交匯互動需要各種文明在保持自身特性的基礎上互相尊重，互相借鑒，如費孝通所言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進而實現和諧共生，實現“美美與共”“天下大同”。
（作者：周飛舟，系北京大學社會學系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