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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家論壇】

　　2020年11月召開的中央全面依法治國工作會議，確立了習近平法治思想在全面依法治國中的指導地位。作為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習近平法治思想展現出科學縝密的邏輯架構，實現了理論邏輯、歷史邏輯與實踐邏輯的辯證統一。習近平法治思想以馬克思主義法治思想的中國化為理論依托，植根于黨領導人民進行法治建設的歷史進程，豐富于新時代推動全面依法治國的偉大實踐。理論邏輯、歷史邏輯與實踐邏輯的辯證統一集中體現出習近平法治思想的科學性、時代性、指導性。

　　習近平法治思想的理論邏輯

　　習近平法治思想精準把握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時代主題，深刻回答全面依法治國、建設法治中國的重大理論和實踐問題，是21世紀馬克思主義法治思想。習近平法治思想來源于馬克思主義法治思想，蘊含馬克思主義革命論的基本原理，體現辯證唯物主義的法哲學觀，具有完備的理論體系、鮮明的中國特色和濃厚的實踐特征，開辟了馬克思主義法治思想新境界。

　　（一）習近平法治思想承繼馬克思主義法治思想的核心要義

　　馬克思主義法治思想中的“法”主要具備社會性、階級性、人民性三個特征。延展到社會主義國家的法律就應當是唯物主義的法、社會主義的法、人民至上的法。

　　法的社會性。“法律根源于物質生活，是對經濟關系的記載”，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法的社會性就在于法反映并調整一定社會關系，唯物主義的法就是體現物質決定意識、意識反作用于物質的法。習近平法治思想立足社會生活實際，考察基本經濟關系，在此基礎上完善法治體系，是唯物主義的充分體現。

　　法的階級性。“工人階級領導的政府給共和國奠定了真正民主制度的基礎”。社會主義的本質是解放發展生產力，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實現共同富裕，只有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才能實現這一目標。習近平法治思想旗幟鮮明地指出了中國共產黨在法治建設中的領導地位，這是堅持社會主義法治道路的根本保障。

　　法的人民性。“法律如果不體現人民的意志，就會變得有名無實”。在社會主義國家，法的人民性就是要體現“人民至上”。習近平法治思想要求堅持以人民為中心，以人民群眾對民主、法治、公平、正義等方面的新需求為著力點，面向人民群眾不斷增長的美好生活期待，保障人民切身利益，充分詮釋了人民至上的基本內涵。

　　習近平法治思想將馬克思主義法治思想的精髓融入法治中國建設的方方面面，將唯物主義、社會主義、人民至上的法理要義貫穿全局，并不斷發展完善。

　　（二）習近平法治思想蘊含馬克思主義革命論的基本原理

　　新時代的革命，是黨領導人民進行偉大的社會革命和領導全黨進行偉大的自我革命。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指出的，“新時代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一場偉大社會革命，要求我們必須時刻進行具有許多新的歷史特點的偉大斗爭”。

　　社會革命需要先進的領導力量。堅持黨對全面依法治國的領導是習近平法治思想的重要內容，中國共產黨引領法治建設工作，才能保證全面依法治國方向正確、措施得當、成效顯著。

　　社會革命的目的是確立和發展新的生產關系。堅持把在法治軌道上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作為一場廣泛而深刻的革命，正是為實現社會革命的目的——鞏固當前、催生未來新的生產關系所進行的法治建設系統安排與全局動員。

　　（三）習近平法治思想體現辯證唯物主義的法哲學觀

　　習近平法治思想從辯證唯物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出發，立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的戰略全局，揭示法治發展的基本規律，實現了法治認識論和方法論的歷史性飛躍。

　　對立統一的矛盾觀。在明確彼此定位、功能、目標的基礎上，要將依法治國和以德治國相結合，實現法治和德治相輔相成、相得益彰。同時，法治建設要抓主要矛盾，如積極推進國家安全、科技創新、公共衛生、生物安全、生態文明、防范風險、涉外法治等重要領域立法。

　　系統全面的聯系觀。普遍聯系的觀點體現在諸多關系的厘清與界定上。關于政治與法治的關系，二者無法割離，彼此包含共生；關于改革與法治的關系，改革的推進離不開法治，法治的完善要依靠改革；關于政策與法律的關系，二者都是人民意志的根本反映，政策是法律的先導，法律是意志的貫徹。

　　曲折前進的發展觀。事物發展不是一帆風順的，往往是“曲線前進”“螺旋上升”。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加速演變，國際環境不穩定性不確定性明顯上升，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影響廣泛深遠，這都是前進道路上面臨的風險與挑戰。加快涉外法治工作戰略布局，協調推進國內治理和國際治理，更好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方能行穩致遠。

　　習近平法治思想所提出的一系列重要法治概念、法治論斷和法治命題，無不閃耀著辯證唯物主義的哲學光芒。

　　習近平法治思想的歷史邏輯

　　歷史邏輯是理論邏輯產生和發展的現實基礎。任何時期的法治文明都是在具體的歷史環境和條件下演進的，習近平法治思想的形成是歷史演進的必然結果。習近平法治思想創造性地繼承了中國傳統優秀法律文化，將馬克思主義法治思想與當代中國法治實踐相結合，在借鑒吸收人類法治文明有益成果的基礎上，歷史性地回答了新時代全面依法治國一系列重大問題。

　　（一）繼承中國傳統優秀法律思想

　　中華法治文明源遠流長，中華法系積淀了深厚的法律思想。習近平總書記常講的“奉法者強則國強”“民惟邦本，本固邦寧”等均能在中國古代法律思想中找到歷史根源。先秦《管子·明法解》有云，“法者，天下之程式也，萬事之儀表也”。宋代王安石在《周公》一文中提出:“立善法于天下，則天下治；立善法于一國，則一國治。”《尚書·五子之歌》:“皇祖有訓，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寧。”這些關于“以法治國”“善法而治”“民惟邦本”的論述，是習近平法治思想的本土文化源泉。

　　中國古代法律思想囿于歷史局限性，精華與糟粕并存。摒棄古代“重刑輕民”“刑不上大夫”“外法內儒”等封建法律思想糟粕，汲取古今通用的法治思想合理內核，是習近平法治思想對中國古代法律文化批判性繼承的重要體現。公正是法治的生命線，憲法是國家的根本法，民法典是全面依法治國的重要制度載體，一系列經典論述展現的是不同于任何歷史時期的法治建設綱領和規劃藍圖，賦予了中華法治文明新內涵，具有深遠的歷史穿透力。

　　（二）創新發展馬克思主義法治思想

　　創新與發展是歷史唯物主義的內在要求，是馬克思主義法治思想的基本特質。馬克思主義法治思想中國化的過程就是創新與發展的過程，創新與發展始終是馬克思主義法治思想永葆生命力的關鍵所在。

　　習近平法治思想是以馬克思主義法治思想為基礎，與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思想家的理論成果一脈相承，從中國國情出發所形成的指導新時代法治建設實踐的偉大思想。習近平法治思想的創新與發展體現在系統闡釋了“法治中國”的命題，將“全面依法治國”上升到國家戰略層面，對新時代法治道路和法治體系進行全面規劃等等。一系列新概念、新命題、新論斷，解決了新時代所遇到的前所未有的重大理論和現實問題，為發展馬克思主義法治思想作出了重大原創性貢獻。

　　（三）借鑒吸收人類法治文明有益成果

　　堅持從我國實際出發，不等于關起門來搞法治。借鑒吸收人類法治文明有益成果對于國家和社會治理具有積極意義。

　　從3000多年前人類歷史上第一部成文法《漢謨拉比法典》頒布迄今，一系列具有普遍價值的法律思想逐漸從法治歷史長河中沉淀下來，成為推動人類社會發展進步的重要智識資源。法治是人類文明的重要成果之一，法治的精髓和要旨對于各國國家治理和社會治理具有普遍意義。習近平法治思想在堅持以我為主、為我所用的基礎上，積極借鑒、合理吸收人類法治文明有益成果。當然，借鑒吸收人類法治文明有益成果并非拿來主義，不能照搬照抄、全盤西化。獨立自主、自力更生向來是黨領導人民治國理政的重要立場，也是習近平法治思想的內在要求。習近平法治思想在借鑒吸收人類法治文明有益成果的同時，用具有鮮明時代特征和中國特色的法治思想為人類法治文明貢獻了中國智慧。

　　習近平法治思想的實踐邏輯

　　理論的生命力在于實踐。習近平法治思想具有扎實的實踐根基、鮮明的實踐品格和磅礴的實踐偉力。習近平法治思想在黨領導人民進行社會主義建設的實踐中形成，在推進全面依法治國的實踐中運用，在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建設的實踐中發展。

　　（一）在黨領導人民進行社會主義建設的實踐中形成

　　認識來源于實踐。人們的認識是主體對客體的能動反映，這種反映只有在實踐中、在主體和客體的相互作用中才能完成。習近平法治思想就是在黨領導人民進行社會主義建設的實踐中逐漸形成的。

　　一是扎根于中國共產黨治黨執政實踐。新中國成立后，黨在新中國法治建設的實踐中進行一系列探索。改革開放初期，提出“黨必須在憲法和法律范圍內活動”。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創造性提出“制度治黨”“依規治黨”，明確強調“依憲治國、依憲執政”，對中國共產黨治黨執政的經驗教訓進行了深刻總結、系統把握。

　　二是扎根于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實踐。基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深入發展，提出要積極推進國家安全、科技創新、公共安全等重要領域立法；基于國際形勢紛繁復雜、國際爭端與日俱增、國家博弈漸趨深遠的國際關系現實，提出要統籌推進國內法治和涉外法治。這些重要思想都是扎根于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實踐形成的，具有鮮明的時代特征和實踐價值。

　　（二）在推進全面依法治國的實踐中運用

　　實踐是認識的目的和歸宿。習近平法治思想是全面依法治國的根本遵循和行動指南，為全面依法治國偉大實踐指明了政治方向、戰略地位和工作布局。

　　全面依法治國，必須走對路。習近平法治思想指明了全面依法治國的領導力量是中國共產黨；全面依法治國的根基在人民，最廣泛、最深厚的基礎是人民；全面依法治國的正確道路就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道路。

　　全面依法治國的戰略地位十分重要，必須在法治軌道上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習近平法治思想指明了全面依法治國是基本方略，是治理國家的基本方式，是國家治理的一場深刻革命。

　　在工作布局上，習近平法治思想指明了全面依法治國的總抓手——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法治體系作為國家治理體系的骨干工程，涉及法治規范、實施、監督等方方面面，是一項復雜艱巨的系統工程。

　　（三）在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建設的實踐中發展

　　實踐是認識發展的根本動力，發展是認識的基本屬性。2018年8月中央全面依法治國委員會第一次會議上，習近平總書記提出了“全面依法治國新理念新思想新戰略”的科學命題，概括地表達了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理論的創新發展成果。2020年11月召開的中央全面依法治國工作會議上，習近平總書記對推進全面依法治國重點工作提出11個方面的要求，確立了習近平法治思想在全面依法治國中的指導地位。

　　理論是實踐的先導，也必將隨著實踐的發展而進一步豐富。隨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的不斷推進，習近平法治思想也必將在法治建設的實踐中不斷拓展新思路、增添新內涵、形成新論斷、展現新理念，引領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建設不斷向前邁進。

　　習近平法治思想之所以是我們黨迄今為止最為全面、系統、科學的法治理論體系，在于它本質上反映了自洽且有機銜接的邏輯方式。習近平法治思想的理論邏輯、歷史邏輯生成于實踐邏輯，實踐邏輯科學印證理論邏輯和歷史邏輯。理論邏輯、歷史邏輯、實踐邏輯多維銜接、辯證統一，是馬克思主義唯物辯證法基本規律的中國化呈現，也是習近平法治思想具有科學性、時代性、指導性的重要原因。

　　（作者：馬懷德，系國家社科基金重大委托項目“創新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理論體系研究”子課題負責人，中國政法大學校長、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