翟佳興 王學斌

　　1921年10月，河南澠池仰韶遺址的發掘，揭開了中國現代考古學的序幕。100年來，幾代考古人篳路藍縷、不懈努力，取得了一系列重大考古發現。這些考古發現展現了中華文明起源、發展脈絡、燦爛成就和對世界文明的重大貢獻。在百年考古實踐中，中國考古人形成了嚴謹求實、艱苦奮斗、敬業奉獻的優良傳統。　　100年來，中國考古人實現了中國考古發現的重大突破。在數量上從零星發現到遍布全國、地域上從單一地域到多元分布、時間上從舊石器時代到歷史時期、內容上更是包羅萬象。自澠池仰韶遺址發掘算起，百年來重大考古發現已遍布全國各地，猶如“滿天星斗”；考古發現的地域由黃河流域到長江流域，在遼河流域、珠江流域不時也有重要考古遺址現身；重大考古發現在舊石器時期、新石器時期等時期均有遺存，其內容包括盔甲戰馬等兵器、骨笛編鐘等樂器、銅鼎玉鉞等禮器以及竹簡帛書等文獻。這些發現真正“延伸了歷史軸線，增強了歷史信度，豐富了歷史內涵，活化了歷史場景”。

　　100年來，一系列重大考古發現展現了中華文明起源、發展脈絡、燦爛成就以及對人類文明的重大貢獻。新中國成立以來，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中華文明起源取得重大進展，學界對文明起源模式的認識有了實質性突破，從而實現由“中原中心”論到“多元一體”論的變遷。在2018年國務院新聞辦公室中華文明起源與早期發展綜合研究成果發布會上，官方宣布距今5500—3500年的浙江良渚遺址、山西陶寺遺址、陜西石峁遺址、河南二里頭遺址等都邑性遺址，實證距今5000年前我國已進入文明階段，出現了國家，進入了“古國時代”。堅實的考古資料展現了中華文明的發展脈絡，中華文明的起源和早期發展是一個包括黃河流域、長江流域和西遼河流域在內的多元一體過程，最終融匯凝聚出以二里頭文化為代表的文明核心，開啟了夏商周三代文明。與此同時，重大考古發現展現了古代中國的燦爛成就，凌家灘文化、紅山文化、良渚文化等遺址出土了大量玉器，這些玉器或為陪葬品，或為生產工具，為我們彰顯了史前中國燦爛的玉文化，揭示出玉器是中華早期文明構成的重要元素。近期再度熱議的三星堆遺址，為我們展示了地域特色濃厚的青銅文明，顯示出早期中國不同區域之間的交流互動，凸顯出青銅器在中國文明的獨特地位。還有被譽為“世界第八大奇跡”的秦始皇陵兵馬俑，是中國古代塑造藝術臻于成熟的標志。秦俑豐富而生動地塑造了多種具有一定性格的人物形象。其風格渾厚、洗練，富于感人的藝術魅力，它既繼承了戰國以來中國的陶塑傳統，又為唐代塑造藝術的繁榮奠定了基礎。考古發現證明了中華文明是獨立起源和發展的，但并不意味著中國古代文化是一個封閉自足的文化體系，古代中國同外部的交流從未停歇。在文明交流互鑒中，古代中國的燦爛文化極大地豐富和發展了人類文明，更為世界文明發展作出了重大貢獻。以安陽殷墟出土的甲骨文、敦煌莫高窟的壁畫、大同的云岡石窟等為代表的獨具特色的中國文字與藝術成就極大地豐富和發展了人類文明，以瓷器、絲綢、漆器等為代表的中國手工業技術發明影響了世界經濟發展，揭示了中華民族的偉大創造精神，展示了中華文明的世界性貢獻，證明了中國在古代文明史中的重要地位。

　　中國近代考古學的創立是19世紀末20世紀初中國學術變遷與創新的結果，更是近代科學思潮影響下的產物。新中國成立以來，馬克思主義成為貫穿中國考古學的一條紅線，以“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開啟社會歷史重建之路”為特征的考古學中國學派開始形成。中國考古學派堅持嚴謹細致的田野發掘是獲取考古資料的唯一手段，秉承“考古資料與文獻材料結合”的實證傳統，傳承以考古學文化和考古學文化譜系、文化因素分析等為方法，以區系類型理論為指導，側重古代中國社會面貌的揭示，最終有效闡釋了文明起源及發展的中國道路。百年來，中國考古人不怕困難、不懼挑戰，“以手鏟釋天書”，不論大漠戈壁、雪域高原，或者頂風冒雪、烈日曝曬，總有考古人的身影。

　　著名考古學家蘇秉琦先生曾指出，“‘知我中華’是中國考古學的當代使命，是‘振興中華’大業對考古學科的時代召喚，是五千年文明古國走向現代化的歷史靈魂和精神源泉”。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的背景下，新時代的考古人不但要堅持“修國史、寫續篇”的初心，還要深入進行理論探索，增強中國考古學的國際影響力和話語權，展示中華文明風采，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從而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作出新的更大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