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永波 陳 琦 邱詩雯

　　摘要：本文使用 2006－2021 年 282 個地級市面板數據，將國家公共文化服務體系示范區政策實 施視為一項準自然實驗，使用多時點雙重差分模型實證檢驗國家公共文化服務體系示范區政策實施對 地區創新水平的影響。研究發現：示范區政策實施對地區創新水平存在顯著的正向影響，且這一結果 在經過 PSM-DID 模型估計、安慰劑檢驗等一系列穩健性檢驗后依然成立；示范區政策實施通過優化 創新環境（創業環境、人才環境、競合環境和市場環境）促進地區創新水平提升；示范區政策實施具 有趨同效應，能夠縮小地區創新水平差距；相較于對創新數量的影響，示范區政策實施更多地促進地 區創新質量的提升；不同地區實施示范區政策的效果存在差異，相較于對重點地區和東部地區的影響， 示范區政策實施對非重點地區和中西部地區的創新的促進作用更加顯著。本文認為，應完善公共文化 服務供給頂層設計，遵循“共建共享、普惠均衡”原則，加強文化賦能，引導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建設 助力創新驅動發展戰略實施。

　　關鍵詞：文化強國 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建設 地區創新 創新環境

　　中圖分類號：F124.3 文獻標識碼：A

　　一、引言

　　中國經濟已進入高質量發展階段，需要在經濟發展新常態下培育新的經濟增長點。習近平指出， “推動高質量發展，文化是重要支點” ①。文化建設是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重要內容。自黨的十八大以來，黨中央高度重視文化在經濟社會發展中的作用，黨的二十大提出“繁榮發展文化事 業和文化產業” ①，《“十四五”文化發展規劃》進一步強調文化建設在全局工作中的突出位置，要 “強化文化賦能，充分發揮文化在激活發展動能、提升發展品質、促進經濟結構優化升級中的作用” ②。

　　文化如何賦能經濟發展？關于二者的關系，早期新古典增長理論強調物質資本投入的重要性，但 往往忽視文化因素的作用，后續越來越多的文獻開始嘗試從微觀視角分析經濟發展中文化因素的作用 （李樹等，2020）。在當前創新驅動發展戰略實施背景下，學者開始分析文化對創新活動的影響。儒 家文化包含的“忠義”“誠信”“重教”“居安思?！钡扔^念，能夠有效緩解代理沖突、促進人力資 本水平提高、降低專利訴訟風險，從而提升企業創新水平（徐細雄和李萬利，2019）。地區傳統藝術 氛圍通過培養員工發散性思維、培養員工樂觀情緒和促進員工協同合作等方式提升企業創新水平（潘 越等，2023）。上述文獻為研究文化賦能經濟發展提供了良好的基礎，但現有研究存在較大的可拓展 空間。已有研究大多側重于分析儒家、宗族和方言等傳統文化因素對企業經濟決策的影響，缺乏對中 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的分析，也缺乏對重大現實問題的及時回應（李樹等，2020）。

　　為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政府不斷推進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建設，提升公共文化服務 水平，以解決公共文化供需不匹配的矛盾。與儒家文化、宗族文化等傳統文化體系相比，政府主導、 以普及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為目的的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具有更強的引導性和價值規范功能，可作為社 會治理的輔助手段，同時也應該更能促進創新。但是，關于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建設對地區創新影響的 研究仍十分匱乏。隨之而來的一個問題是，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建設與地區創新有何聯系？分析該問題 具有重要的理論意義和現實意義。一方面，李樹等（2020）在梳理文化經濟學發展脈絡時提出，文化 經濟學的研究主體是文化因素。文化因素是在宗教、種族和社會群體中代際傳承且相對穩定的風俗習 慣、信念和價值觀等（Guiso et al.，2006）。公共文化服務體系本質上屬于文化事業范疇，其宣傳和弘 揚的信念、價值觀與儒家文化等優秀傳統文化一脈相承，同時還大力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在個 體風俗習慣、信念和價值觀塑造方面起到重要作用。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建設屬于文化事業建設，本文 研究可豐富文化經濟學的相關研究。另一方面，《“十四五”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建設規劃》指出，要 “深刻認識和把握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建設在‘五位一體’總體布局和‘四個全面’戰略布局中的地位 和作用” ③。評估文化服務政策實施的經濟效應，有利于樹立文化自信和為優化相關文化服務政策提 供智力支持。

　　從實踐來看，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建設通過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宣傳了誠實守信的理念；通 過建設“以人為中心”的圖書館 ①，促進地區知識要素的積累與流通（倪延年，2002；焦艷鵬和劉葳， 2021）；通過強調產權保護 ②，形成保護知識產權的共識。這些舉措在提升居民公共文化服務可得性 的同時，為地區創新提供良好的外部環境，能夠促進地區創新水平提高。然而，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建 設是否以及如何促進地區創新，仍缺乏科學合理的實證檢驗。為此，本文使用 2006－2021 年 282 個 地級市的平衡面板數據，采用多時點雙重差分（differences-in-differences，簡稱 DID）模型實證檢驗國 家公共文化服務體系示范區政策（以下簡稱“示范區政策”）實施對地區創新的影響及其內在機制， 以此驗證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建設的創新效應。

　　與既有研究相比，本文的貢獻在于：第一，豐富地區創新水平影響因素的研究。已有研究大多從 要素投入視角分析地區創新水平的影響因素，本文從創新環境的視角切入，通過構建“文化－環境－ 創新”的研究框架將示范區政策與地區創新水平聯系起來，重點考察示范區政策實施的創新效應及其 內在機理，不僅能深化對地區創新賴以生存的文化土壤和創新環境的理解，而且拓展了地區創新水平 影響因素的相關研究。第二，深化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建設相關政策的經濟效應的研究。以往關于公共 文化服務體系建設相關政策對地區經濟影響的研究大多是理論層面的規范分析，關于二者關系及其作 用機理的實證分析有待于進一步深化（趙益民和黎夢琪，2023）。本文實證分析示范區政策實施對地 區創新的影響，不僅有利于深化對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建設相關政策與地區創新水平之間因果關系的理 解，而且能為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堅定文化自信提供直接的證據。

　　二、政策回顧和理論分析

　　（一）示范區政策實施回顧 2002 年黨的十六大提出，要加強文化建設，推動文化體制改革，積極發展文化事業與文化產業 ③。 2006 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一個五年規劃綱要》首次提出“公共文化服務”的概念，標志著政 府開始重視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建設。2007 年黨的十七大明確提出建立公共文化服務體系的基本要求 ④， 為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建設提供發展藍圖。這一時期屬于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建設的萌芽期，雖然國家出 臺了諸多政策，但地方政府對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建設的重視程度仍然不足。 為進一步完善公共文化服務體系，2011 年，原文化部和財政部印發了《關于開展國家公共文化服 務體系示范區（項目）創建工作的通知》，標志著示范區政策開始實施。示范區政策的實施主要分為兩個階段：第一個階段為落實階段（2011－2018 年），核心工作為推進示范區政策實施。2010 年，原 文化部和財政部出臺了《國家公共文化服務體系示范區（項目）創建工作方案》《國家公共文化服務 體系示范區（項目）創建標準》，為示范區建設提供指導。隨后，第一批創建國家公共文化服務體系 示范區（以下簡稱“示范區”）名單于 2011 年公布，第二批創建示范區名單于 2013 年公布，第三批 創建示范區名單于 2015 年公布，第四批創建示范區資格名單于 2018 年公布。第二個階段為深化階段 （2019 年至今），示范區政策的核心工作為加強示范區管理、提升示范區革新能力。2020 年《文旅 部和旅游部 財政部關于印發〈國家公共文化服務體系示范區創新發展管理辦法〉的通知》的出臺，明 確示范區摘牌條件，建立示范區淘汰機制 ①，推動公共文化服務體系高質量發展。2021 年《“十四五” 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建設規劃》提出：“加強國家公共文化服務體系示范區（項目）后續建設和管理工 作，推動示范區（項目）創新發展，率先建成為全國公共文化服務高質量發展先行區、樣板區?！?②

　　在眾多綱領性文件的引導下，各示范區結合本區域文化事業發展需要、歷史傳統與文化特色，推 進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建設，從而對本地區創新環境產生潛移默化的影響。例如，渭南市以“踐行與弘 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為核心開展培訓與文藝會演等活動 ③，宣傳“誠實守信”這一當代中國企業 家精神（李蘭等，2019），通過發揮價值引領功能優化地方創業環境。銅陵市通過財政支持拓寬圖書 等資源的獲取路徑 ④，促進地區知識要素的積累與流通（倪延年，2002；焦艷鵬和劉葳，2021）。南 充市在文化交流活動中強調保護知識產權 ⑤，強化人們的產權保護意識。隨著示范區政策的逐步實施， 各示范區的創新水平發生了明顯變化。根據本文樣本數據，表 1 匯報了示范區和非示范區的創新水平 差異的檢驗結果?？梢园l現，不同批次示范區的地區創新水平（以發明專利授權數衡量）的均值與中 位數均顯著高于非示范區。

　　本文接下來將實證檢驗示范區政策實施是否具有促進地區創新水平提升的作用。

　?。ǘ├碚摲治雠c研究假說提出 創新是實現中國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強勁動力，而一個地區整合與利用資源的能力決定了該地區能 否在創新資源相對稀缺的環境中占據優勢地位。市場失靈理論認為，地區創新活動普遍面臨市場失靈 問題，創新資源的匱乏和創新產出的不確定性導致具有外部性的創新活動需要公共部門的支持。示范 區政策是政府提供公共文化服務的重要舉措，其所帶來的“非意圖后果”可能是通過優化地區創新環 境促進地區創新水平提升。在中國科技發展戰略研究小組（2023）發布的《中國區域創新能力評價報 告 2023》中，地區創新環境包含基礎設施、市場需求、勞動者素質、金融環境和創業水平五個方面。 趙彥飛等（2020）系統梳理了關于國內外創新環境的文獻，將創新環境劃分為創業環境、資金環境、 人才環境、競合環境和市場環境五個方面。示范區政策資金具有明確的流向，因此，資金環境不在本 文的考慮范疇內。本文將從創業環境、人才環境、競合環境和市場環境四個層面分析公共文化服務體 系建設如何通過創新環境影響地區創新水平。

　　1.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建設、創業環境與地區創新。企業家精神是企業家創業創新的精神資源（李 蘭等，2023），其時代內涵與創業情境高度契合，創業情境孕育了企業家精神（張玉利和謝巍，2018）。 熊彼特的企業家理論和創新理論認為，創新的實現依賴于企業家對“生產要素的重新組合”，創新活 動是企業家通過“創造性破壞”打破既有平衡，建立新生產函數的過程（Schumpeter，1934）。企業 家精神是追求創新的內在沖動，因此企業家精神直接影響地區創新水平。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建設發揮 價值引領功能，在本地區普及誠信思想，進而促進地區創新水平提升。在現代經濟學中，誠信被視為 重要的社會資本，通過風險分擔、信息溝通交流和促進合作等方式，提高人們的創業成功率（陳剛和 邱丹琪，2021）。在當前中國，誠信是企業家精神的內涵之一（李蘭等，2019），這與社會主義核心 價值觀個人層面的價值準則較為契合。在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建設中，示范區大多把宣揚社會主義核心 價值觀與公共文化服務供給相結合，弘揚和傳播誠信等個人層面的核心價值準則。這與當代中國企業 家精神的誠信內涵相契合，有利于培育企業家精神，最終提升地區創新水平。

　　2.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建設、人才環境與地區創新。人才環境包括教育培養、人才引進和技能培訓 等方面（趙彥飛等，2020）。教育培養和技能培訓有利于人力資本積累（王建，2017；羅必良等，2021）， 人才引進能夠提升地區人力資本水平（孫玉濤和張藝蕾，2021；金智和彭遼，2022），因此，良好的人才環境最終體現為更高的地區人力資本水平。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建設可以從三個方面提升地區人力 資本水平，進而促進地區創新。首先，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建設通過提供文化公共產品和營造良好的發 展環境，對人力資本積累產生積極作用（趙益民和黎夢琪，2023）。其次，既有文獻表明，機會不平 等會抑制弱勢群體的人力資本投資積極性（江求川等，2014）。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建設強調健全公共 文化服務面向農村居民、弱勢群體和特殊人群的優先機制，能夠在一定程度上弱化機會不平等導致的 人力資本投資不足問題，促進地區創新水平的提升。最后，儒家文化等傳統文化影響形成的家庭養老 模式會對人力資本積累產生深遠影響。父母出于保障老年生活質量的目的，存在加大子女教育投入的 動機，從而形成一種人力資本的內生增長機制（郭慶旺等，2007）。在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建設中，部 分地區強調孝順等優秀文化傳統，打造了一系列文旅融合精品項目 ①，以弘揚家庭和諧等優秀傳統文 化。這會強化優秀傳統文化在本地區的影響，強化父母加大子女教育投入的動機，從而促進地區人力 資本水平提升。國內外諸多研究表明，人力資本水平是影響地區創新的重要因素（Glaeser and Resseger， 2010），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建設會提升地區人力資本水平，進而促進地區創新。

　　3.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建設、競合環境與地區創新。競合環境主要包括產學研協同、國際研發合作 等維度（趙彥飛等，2020）。其中，產學研協同是連接創新源頭和創新主體的主要渠道（王康等，2019）， 是地區創新的主要途徑（王秋玉等，2016），被認為是地區創新系統的核心（葉偉巍等，2014）。根 據復雜系統理論，產學研協同創新的核心元素是知識，因此，知識的生產、轉移和吸收是影響產學研 協同創新績效的關鍵（葉偉巍等，2014）。本部分從知識存量和知識擴散兩個視角展開分析。一方面， 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建設通過推進文化類基礎設施建設直接促進地區知識存量提升；另一方面，公共文 化服務體系建設強調推進公共文化機構數字化建設，延伸了圖書館服務的空間與時間，極大促進了知 識傳播與擴散。此外，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建設可以為當地居民提供更加優質的文化消費內容，更好地 弘揚和傳播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普及團結、協作的人際關系思想 ②，有助于高校、企業和政府形成 交互網絡，促進地區協同創新的實現（傅首清，2010）。

　　4.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建設、市場環境與地區創新。市場環境包括知識產權、政府管理等維度（趙 彥飛等，2020）。既有研究肯定了知識產權保護對創新的積極作用（吳超鵬和唐菂，2016）。根據外 部性理論，創新具有公共品特征，需要政府介入來解決外部性造成的市場失靈問題。知識產權保護正 是政府“有形之手”對創新企業研發溢出損失的補償，因此具有提高創新產出績效的作用（吳超鵬和唐菂，2016）。制度變遷理論認為，除法律法規、契約等正式制度外，對倫理、風俗和道德等非正式 制度的理解與尊重是決定經濟績效的重要因素。文化習俗、傳統規范和歷史積淀所形成的產權保護的 自覺意識是影響知識產權保護的重要因素（方穎和趙揚，2011）。在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建設中，示范 區政策實施采取自上而下的“中央示范、基層跟進”模式（呂芳，2023），這種國家主導實施的公共 文化服務政策代表的是國家意識形態和國家理念（張良，2017），蘊含對法治精神和高尚品德的弘揚 ①。 相關研究表明，文化通過影響個體的偏好和價值觀念（Guiso et al.，2006），作用于個體的認知、互動 和策略選擇（DiMaggio，1997）。因此，示范區政策實施能夠發揮公共文化的“柔性治理”作用，基 于一定的是非觀念和價值尺度，潛移默化地對個體起到教化和規訓作用（王慧瑩和田芝健，2022）。 這有助于形成本地區自覺認同與尊重知識產權的良好氛圍與價值共識，在一定程度上起到提高地區知 識產權保護水平的效果，進而促進地區創新水平的提升。

　　基于上述理論分析，本文提出以下研究假說。

　　H1：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建設能夠促進地區創新。

　　H2：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建設通過優化創新環境（創業環境、人才環境、競合環境和市場環境）促 進地區創新。

　　三、研究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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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被解釋變量：地區創新水平。本文使用地級市發明專利授權數作為地區創新水平的代理變量， 其原因在于：發明專利授權數能夠準確客觀地反映發展中國家創新活動的價值（Wei andWu，2001）， 是被廣泛使用的衡量創新的指標；使用發明專利授權數可以有效避免專利申請中存在的虛假申請等問 題（張杰等，2016）；在三種類型專利（發明專利、外觀設計專利和實用新型專利）中，發明專利授 權數能更好地衡量地區的創新能力（馮苑等，2021）。

　　2.核心解釋變量：示范區政策實施情況。若地級市在當年及以后年份進入創建示范區名單，則示 范區政策實施情況變量取值為 1；否則取值為 0。需要說明的是，借鑒卞元超等（2019）的思路，如果 縣級行政單位實施了示范區政策，本文認定縣級行政單位所在地級市實施了示范區政策。

　　3.機制變量。機制變量包含創業環境、人才環境、競合環境和市場環境四個變量。借鑒葉文平等 （2018）、曹希廣和鄧敏（2024）的做法，本文使用地級市每百人新建企業數量作為創業環境的代理 變量。借鑒 Du et al.（2021）、Lin and Ma（2022）的做法，本文使用地級市每萬人普通高中學生數量 作為地區人才環境的代理變量。借鑒 Hong and Su（2013）、劉斐然等（2023）的做法，本文以上市公 司、高?；蚩蒲性核摵仙暾埌l明專利和實用新型專利數量衡量競合環境。具體來說，本文根據上市公司名稱，從國家知識產權局的專利檢索及分析網站 ①搜集整理各公司歷年的專利申請數據，篩選出 上市公司、高校或科研院所聯合申請發明專利和實用新型專利數量，并將其在地級市層面進行加總， 以此作為競合環境的代理變量。借鑒聶長飛等（2023）的做法，本文使用各地級市每萬人知識產權審 判結案數作為市場環境的代理變量。

　　4.控制變量。參考相關文獻（如卞元超等，2019；白俊紅等，2022；潘越等，2023），本文選擇 如下控制變量：經濟發展水平、金融發展水平、政府干預程度、外商投資額、工業化水平、基礎設施 水平、信息化水平、教育支出水平、研發支出水平、社會消費水平、人口規模、轉移支付情況、宗族 文化情況、儒家文化情況和非物質文化情況。

　　變量的定義及描述性統計結果如表 2 所示。地區創新水平（發明專利授權數）的均值為 708.867， 核心解釋變量的均值為 0.151，其中實驗組地級市個數為 86，對照組地級市個數為 196。

　?。ǘ祿碓磁c樣本篩選

　　本文將示范區政策實施作為一項準自然實驗，將示范區設為實驗組，其他地區設為對照組，使用 多時點 DID 模型實證檢驗示范區政策實施對地區創新水平的影響。發明專利授權數和孔廟數量數據 來源于中國研究數據服務平臺（Chinese Research Data Services Platform，簡稱 CNRDS 平臺） ①，家譜 數據來源于中國家譜知識服務平臺 ②，非物質文化遺產數據來源于中國非物質文化遺產網·中國非物 質文化遺產數字博物館的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性項目名錄 ③，市場環境數據來源于北大法寶司 法案例庫 ④，創業環境數據來源于 CnOpenData 中國工商注冊企業全信息數據庫 ⑤。地級市層面經濟數 據來源于 2007－2022 年的《中國城市統計年鑒》，本文根據各省份和地級市統計局網站數據、中國 經濟金融研究數據庫（China Stock Market & Accounting Research Database，簡稱 CSMAR） ⑥數據和 CNRDS 平臺數據對缺失值進行補全。經過上述處理后，本文使用插值法對控制變量的缺失值進一步 進行補全。

　　示范區政策實施包括項目申報和項目驗收兩個階段，其間，中央會對各示范區的建設情況進行 隨機核查并發布報告。由于所有的示范區均通過了驗收，且示范區在申報完成后為通過驗收而實施 的一系列政策措施已經產生了政策效應，本文以創建國家公共文化服務體系示范區（項目）名單最 早公示年份——示范區申報年份作為示范區政策的實施年份。西藏自治區樣本數據存在嚴重缺失， 部分示范區政策實施主體為新疆生產建設兵團，因此本文剔除西藏自治區和新疆維吾爾自治區的樣 本。本文最終獲得 2006－2021 年 282 個地級市的面板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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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基準模型設定。從示范區政策實施目的來看，地區創新水平不會影響示范區的選擇和政策實施 內容，而現有文獻也未曾發現地區創新水平會顯著影響公共文化服務政策的制定。從實踐情況來看， 經濟較發達、創新水平較強的深圳市和天津市被確定為示范區的時間晚于創新水平較弱的鄂爾多斯市。因此，本文采用多時點 DID 模型考察示范區政策實施對地區創新水平的影響。借鑒 Beck et al.（2010） 的做法，本文構建如下模型：

　?。?）式中：被解釋變量 patent it 為地級市i 第t 年的地區創新水平，其數值越大，表明地區創新 水平越高；Dit 表示地級市i 第t 年的示范區政策實施情況。本文重點關注 β2 ，其大小反映示范區政 策實施的效果。Controlsit 為控制變量。同時，本文還控制了城市固定效應（δi ）和年份固定效應（φt ）， εit 為隨機擾動項。

　　2.中介模型設定。為進一步檢驗示范區政策實施影響地區創新的作用機理，參考江艇（2022）的 研究，本文設置如下模型：

　　（2）式中：Mit 代表中介變量，包括創業環境、人才環境、競合環境和市場環境四個變量；Dit 表示地級市i 第t 年的示范區政策實施情況；Controlsit 為控制變量；δi 和φt 分別為城市固定效應和 年份固定效應；ξit 為隨機擾動項。本文重點關注? 2 ，其捕捉了示范區政策實施情況對地區創新環境 的影響。

　　3.示范區政策實施對地區創新水平差距影響的模型設定。本文除研究示范區政策實施對地區創新 水平的影響外，還研究示范區政策實施對地區創新水平差距的影響。借鑒 Beck et al.（2010）和曹清峰 （2020）的研究，本文構建如下模型：

　?。?）式中：patent it 為地級市i 第t 年的地區創新水平；pat0 代表示范區政策實施之前的地區初 始創新水平；Dit 表示地級市i 第t 年的示范區政策實施情況；Controlsit 為控制變量；δi 和φt 分別 為城市固定效應和年份固定效應；eit 為隨機擾動項。本文重點關注核心解釋變量和地區初始創新水平 的交互項及其系數?4 。若交互項顯著，且系數?4 為正，則表明示范區政策實施擴大了地區創新水平 差距；反之，若交互項顯著，且系數?4 為負，則表明示范區政策實施縮小了地區創新水平差距。

　　四、實證結果分析

　　（一）基準回歸結果分析

　　本文使用多時點DID模型估計示范區政策實施對地區創新水平的影響，表3報告了基準回歸結果。 其中，回歸 1 僅加入示范區政策實施情況變量，并控制了城市固定效應與年份固定效應。回歸 2 在回 歸 1 的基礎上加入除文化類變量外的其他控制變量，回歸 3 是加入所有控制變量的估計結果。在所有 回歸中，示范區政策實施情況變量均在 1%的統計水平上顯著，且系數為正，說明示范區政策實施對 地區創新水平具有顯著的促進作用，研究假說H1 得證。

　?。ǘ┢叫汹厔荨愘|性處理效應與安慰劑檢驗

　　1.平行趨勢檢驗。參考 Beck et al.（2010）、魏濱輝等（2023）的做法，本文使用事件研究法，對 示范區政策實施的政策效應的動態趨勢進行分解，進行平行趨勢檢驗。圖 1（a）為平行趨勢檢驗結果， 可以看出，在示范區政策實施前，估計系數的置信區間均包含 0，表明在示范區政策實施前，實驗組 與對照組的地區創新水平無顯著差異，平行趨勢假設得證。從動態效應來看，示范區政策實施 3 年后， 示范區政策實施的政策效應開始顯著，表明示范區政策實施能夠產生促進地區創新水平提升的政策效 應，且政策效應具有一定的滯后性。

　　2.異質性處理效應檢驗。使用雙向固定效應模型進行估計可能產生異質性處理效應（Baker et al.， 2022），導致潛在估計偏誤。為此，本文采用 Bacon 分解方法（Goodman-Bacon，2021）檢驗異質性處理效應。估計結果顯示，時變處理的實驗組將從未接受過政策干預的樣本當作控制組的權重為 0.844， 權重較大，說明本文使用雙向固定效應模型進行估計不會導致嚴重的估計偏誤。為保證研究結果的嚴 謹性，借鑒劉海建和胡化廣（2023）的研究，本文依次使用分解法和插補法這兩種異質性穩健估計方 法，考慮異質性處理效應重新進行回歸。由表 4 的估計結果可知，無論采用何種處理方法，核心解釋 變量均顯著，且系數分別為 0.130 和 0.127，與基準回歸結果較為一致，證明本文研究結論是穩健的。

　　3.安慰劑檢驗。示范區政策實施對地區創新水平的影響不可避免地受到其他非觀測因素的干擾， 從而可能導致估計偏誤問題。為排除這一問題的干擾，本文使用基于反事實框架的安慰劑檢驗。借鑒 Liu and Lu（2015）、張科等（2023）的做法，本文采取隨機分配實驗組的方法，將實驗組的 86 個地 級市并入控制組，從新的控制組 282 個地級市中隨機抽取 86 個地級市作為實驗組，重新估計（1）式， 進而得到虛擬核心解釋變量的虛擬估計系數。根據圖 1（b）的安慰劑檢驗結果，虛擬估計系數的核密 度曲線的均值在 0 附近，虛擬估計系數的 p 值基本落在 10%的顯著性水平虛線的上方，說明虛擬核心 解釋變量多數不顯著。綜上所述，虛擬核心解釋變量對地區創新水平并無顯著影響，從反事實角度證 實了示范區政策實施確實提高了地區創新水平。

　　（三）穩健性檢驗

　　1.PSM-DID 模型估計。盡管 DID 模型考慮了平均處理效應，但示范區政策實施并非嚴格意義上的 自然實驗，前述估計可能存在樣本選擇性偏差問題。因此，為驗證前述估計結果的穩健性，參考孟慶 斌等（2019）、馬述忠和郭繼文（2022）的做法，本文分別使用逐期匹配和代表期匹配的方式對數據 進行篩選：一是根據創建示范區名單公布年份將樣本劃分為不同組，以非示范區為初始對照組，以示 范區為實驗組，分組進行 1∶3 近鄰匹配得到對照組，然后合并數據得到樣本數據；二是以非示范區為 初始對照組，以全部示范區為實驗組，根據 2010 年樣本數據進行 1∶3 近鄰匹配得到對照組，合并對 照組和實驗組數據得到樣本數據。本文根據匹配后的樣本重新估計（1）式，所得估計結果如表 5 回 歸 1 和回歸 2 所示 ①。結果表明，無論采用何種匹配方式，核心解釋變量均顯著，且系數為正，說明 在考慮樣本選擇性偏差后，示范區政策實施顯著提高了地區創新水平，本文研究結論是穩健的。

　　2.替換核心解釋變量。前文將示范區申報年份作為示范區政策的實施年份，本部分將示范區驗收 年份作為示范區政策的實施年份，重新生成核心解釋變量，重新進行估計，所得估計結果如表5 回歸 3 所示。估計結果表明，示范區政策實施促進了地區創新水平提高，證明了上文研究結論的穩健性。

　　3.調整控制變量。示范區選擇可能并非完全隨機，如果示范區選擇與本地區的經濟和文化發展狀 況有關，那么，這些固有差異可能對地區創新水平產生影響，降低上文研究結論的可靠性。借鑒宋弘 等（2019）、王鋒和葛星（2022）的做法，本文將地級市層面的控制變量（除轉移支付情況外）替換 為示范區政策實施之前（2010 年）地級市層面的控制變量與時間趨勢項的交互項，以此來更好地控制 地級市層面的固有差異的影響。根據表 5 回歸 4 的估計結果，在控制地級市層面的固有差異的影響后， 核心解釋變量仍然顯著，說明前述研究結論具有穩健性。

　　4.刪除特定城市樣本。經濟發展水平更高的地區具有集聚效應，更容易實現示范區政策的目標， 在創新中具有優勢，從而可能導致估計偏誤問題。因此，本文刪除地級市人均地區生產總值大于當年 人均地區生產總值中位數的樣本，以此控制集聚效應的影響。由表 6 回歸 1 的估計結果可知，示范區 政策實施情況顯著，且系數為正，與基準回歸結果保持一致，說明本文研究結論是穩健的。

　　5.刪除特定年份樣本。部分年份的特殊事件可能對本文估計結果產生影響，因此本文采取以下措施： 一是剔除 2008 年以前的數據，縮短示范區政策實施前樣本的窗口期，以減少潛在因素對本文估計結果 的影響，具體估計結果如表 6 回歸 2 所示；二是剔除 2020 年以后的樣本，以避免中美科技戰和國家加 大科技創新投入造成的估計偏誤，具體估計結果如表6 回歸 3 所示?；貧w 2 和回歸 3 估計結果表明： 在剔除特定年份樣本后，示范區政策實施情況顯著，且系數為正，說明本文研究結論是穩健的。

　　6.考慮其他政策的影響。除本文關注的示范區政策外，研究樣本期內國家出臺了其他影響地區創 新水平的政策，如國家創新型城市試點政策與國家知識產權示范城市政策，可能對本地區創新水平產 生顯著影響，降低前述研究結論的可靠性。為控制上述政策的影響，本文設置創新型城市政策實施情 況和知識產權保護政策實施情況兩個變量 ①，依次加入（1）式重新回歸，所得結果如表 6 回歸 4 和回 歸 5 所示?？梢园l現，在控制其他政策影響后，示范區政策實施對地區創新水平存在顯著的正向影響， 證明本文研究結論是穩健的。

　?。ㄋ模┳饔脵C理分析 根據前述分析，本文分別以四個機制變量為被解釋變量，以示范區政策實施情況為核心解釋變量 進行回歸，以檢驗示范區政策實施影響地區創新水平的作用機理。

　　具體回歸結果如表 7 所示。 表7 示范區政策實施影響地區創新水

　　1.創業環境的影響。根據表 7 回歸 1 的估計結果，示范區政策實施情況顯著，且系數為正，表明 示范區政策實施能夠培育企業家精神，優化地區創業環境。根據熊彼特的創新理論和學術界的研究， 企業家精神是推動創新的動力源泉。因此，示范區政策實施能夠通過優化創業環境促進地區創新。

　　2.人才環境的影響。根據表 7 回歸 2 的估計結果，示范區政策實施情況顯著，且系數為正，表明 示范區政策實施能夠顯著促進地區人力資本水平提升，優化地區人才環境。相關研究表明，區域內人 力資本水平提升對地區創新活動存在積極影響（韓先鋒等，2019）。因此，示范區政策實施能夠通過 優化人才環境促進地區創新。

　　3.競合環境的影響。根據表 7 回歸 3 的估計結果，示范區政策實施情況顯著，且系數為正，表明 示范區政策實施能夠促進產學研協同，優化地區競合環境。宏觀層面的創新系統理論、三重螺旋理論 和微觀組織視角的開放式創新理論，均證實了產學研協同對創新的積極影響（葉偉巍等，2014）。因 此，示范區政策實施能夠通過優化競合環境促進地區創新。

　　4.市場環境的影響。根據表 7 回歸 4 的估計結果，示范區政策實施情況顯著，且系數為正，證明 示范區政策實施對地區市場環境存在正向影響。吳超鵬和唐菂（2016）的研究表明，地區知識產權保 護水平提升能夠通過減少企業研發溢出損失、緩解外部融資約束促進創新產出提升。因此，示范區政 策實施能夠通過優化市場環境促進地區創新。

　　以上結果驗證了研究假說 H2。

　　五、進一步分析

　　（一）示范區政策實施對地區創新水平差距的影響

　　示范區政策實施的初衷是解決公共文化服務供給不足和不均等問題。那么，示范區政策實施是否能 夠縮小地區創新水平差距，即示范區政策實施是否具有普惠性？本部分將對此進行檢驗。

　　一方面，創新優勢地區（初始創新水平較高地區）擁有更強的知識吸收能力和研發水平，能夠通過 優勢累積不斷提高創新水平（林云和金祥榮，2008）。示范區政策實施增加了地區知識存量和促進產學 研協作，創新優勢地區更可能從示范區政策實施中獲益，進一步拉大其與創新弱勢地區的創新水平差距， 表現出馬太效應。另一方面，根據新古典增長理論的趨同假說，邊際報酬遞減規律可能使創新弱勢地區 資源投入的邊際收益遠高于創新優勢地區，從而逐步縮小地區創新水平差距。示范區政策在資金分配等 方面向弱勢地區傾斜，可能會降低地區創新水平差距，表現出趨同效應?？紤]到單一年份的地區創新水 平可能存在較大波動，參考曹清峰（2020）的思路，本文依次使用 2010 年（示范區政策實施前1 年） 的地區創新水平和2006－2010 年地區創新水平的平均值衡量地區初始創新水平，變量分別命名為“2010 年地區創新水平”“平均地區創新水平”。本文基于（3）式進行回歸，所得估計結果如表8 所示。

　　表 8 中，回歸 1 和回歸 3 使用 2010 年地區創新水平作為衡量地區初始創新水平的代理變量，回 歸 2 和回歸 4 使用平均地區創新水平表征地區初始創新水平。同時，為保證研究結果的穩健性，本文 以北京大學企業大數據研究中心編制的中國區域創新創業指數的總指數表征地區創新水平 ①，基于（3）式重新回歸，具體估計結果如表 8 回歸 3 和回歸 4 所示。根據表 8 的估計結果，示范區政策實施情況 與地區初始創新水平的交互項顯著，且系數為負，表明示范區政策實施有利于縮小地區創新水平差距， 體現出趨同效應。 （二）示范區政策

　?。ǘ┦痉秴^政策實施對地區創新質量的影響

　　依據創新的動機，創新可分為實質性創新和策略性創新（黎文靖和鄭曼妮，2016）。一般而言， 作為地區創新的主力軍，企業在市場信息不對稱的前提下，可能通過簡單的創新或單純追求數量的方 式（Hall and Harhoff，2012），以較小的成本向政府展現其創新能力，以此來獲得更多的政策支持。 “晉升錦標賽”的存在也使部分政府樂于通過重數量的支持方式來高效地證明其政績（姚洋和張牧揚， 2013）。這兩方面共同激勵企業進行策略性創新。黎文靖和鄭曼妮（2016）指出，在缺少直接衡量創 新動機指標的情況下，創新結果可作為衡量不同創新動機的代理變量。借鑒其做法，本文將發明專利 授權視為實質性創新，將非發明專利授權視為策略性創新。本部分以非發明專利授權數衡量地區策略 性創新水平，并將其作為被解釋變量，重新進行回歸。根據表 9 回歸 1 的估計結果，示范區政策實施 情況不顯著，說明示范區政策實施對地區策略性創新沒有影響，而促進了地區實質性創新。公共文 化服務體系建設向社會成員宣傳普及腳踏實地、實事求是等優秀價值觀念，在道德層面起到約束作 用，潛在地敦促企業和政府關注創新質量而非創新數量。

　?。ㄈ┊愘|性分析

　　本部分從地區等級和地區區位的視角來分析示范區政策實施的異質性影響。

　　1.地區等級。借鑒李政和楊思瑩（2019）的思路，本文將省會城市和副省會城市所在地級市視為 重點地區，將其余地級市視為非重點地區，設置地區等級虛擬變量，如果某地區為重點地區，地區等 級變量取值為 1，否則取值為 0。所得估計結果如表 9 回歸 2 所示。示范區政策實施情況和地區等級 的交互項顯著，且系數為負，說明示范區政策實施對非重點地區創新水平的提升作用更顯著。

　　2.地區區位。本文按照國家統計局劃分標準，將各地級市分為東部地區和中西部地區兩組。本文 設置地區區位變量，如果地級市屬于東部地區，則地區區位變量賦值為 1，否則賦值為 0。根據表 9 回歸 3 的估計結果，示范區政策實施情況和地區區位的交互項顯著，且系數為負，表明示范區政策實 施在中西部地區的創新促進作用更明顯。這說明，示范區政策實施能夠為中西部地區提供良好的發展 機會，有利于促進各地區協調發展。

　　六、研究結論與政策啟示

　　本文使用 2006－2021 年 282 個地級市的面板數據，將國家公共文化服務體系示范區政策實施視 為一項準自然實驗，使用多時點雙重差分模型實證檢驗國家公共文化服務體系示范區政策對地區創新 的影響。研究發現：示范區政策實施對地區創新水平存在顯著的正向影響，且這一結果在經過 PSM-DID 模型估計、安慰劑檢驗等一系列穩健性檢驗后依然成立；示范區政策實施通過優化創新環境（創業環 境、人才環境、競合環境和市場環境）促進地區創新水平提升；相較于對創新數量的影響，示范區政 策實施更多地促進了地區創新質量的提升；示范區政策實施具有趨同效應，能夠縮小地區創新水平差 距；不同地區實施示范區政策的效果存在差異，相較于對重點地區和東部地區的影響，示范區政策實 施對非重點地區和中西部地區的創新的促進作用更加顯著。國家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建設不僅有助于推 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事業發展，而且具有促進地區創新水平提升的作用。

　　根據上述研究結論，本文得到如下政策啟示。一是進一步加快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建設進程。通過 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建設助力創新驅動發展戰略實施，是當前推動高質量發展的可行政策選項。政府應 著力完善和健全公共文化服務供給體系、公共文化人才保障體系，在滿足居民基本文化需求、保障居 民基本文化權益的基礎上，促進地區知識積累。政府應重視公共文化組織體系建設與公共文化活動的 開展，以豐富多彩的文化活動凝聚民族向心力，通過價值觀引領激發地區創新活力。二是加強公共文 化服務供給的頂層設計，促進區域協調發展。中央政府應重視公共文化服務供給的頂層設計，鼓勵支 持相對落后地區公共文化服務體系的發展，明確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建設的先后順序和重點任務，調動 落后地區公共文化服務供給的積極性。落后地區要重視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建設，堅持以政府為主導、 以公共財政為支撐，轉變服務理念，以“文化生產力”促進地區發展。三是注重優化地區創新環境。 要加快轉變政府職能，重視創新平臺建設與創新環境構建，以良好的制度環境促進地區創新活動的開 展，減少創新主體面臨的制度摩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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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單位：1山東財經大學會計學院；

2山東財經大學金融學院；

3山東師范大學文學院）

（責任編輯：光 明）

　　Doesthe Construction of Public Cultural Service System Promote Regional Innovation? Evidence from the National Public Cultural Service System Demonstration Zone Policy

　　GE Yongbo CHEN Qi QIU Shiwen

　　Abstract:Employing the panel data of 282 prefecture-level cities from 2006 to 2021 as a sample, this paper considers the implementation of National Public Cultural Service System Demonstration Zone policy as a quasi-natural experiment, and empirically examines the impact of the National Public Cultural Service System Demonstration Zone policy implementation on the level of regional innovation by using a staggered Difference-in-Differences model.The study findsthat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demonstration zone policy has a significant and positive effect on the regional innovation level, and thisresultstill holds after a series ofrobustnesstests such as PSM-DID model estimation and placebo tests The implementation ofthe demonstration zone policy promotesthe improvement of the regional innovation level through optimizing the innovation environment (entrepreneurship environment, talent environment, competition environment, and market environment). Demonstration zone policy implementation exhibits a convergence effect, which can narrow the gap in regional innovation levels. Compared with the quantity of innovation, the implementation of demonstration zone policy promotes the improvement of regional innovation quality more effectively. There are differences in the policy effects of the implementation of demonstration zone policy in different regions, and the implementation of demonstration zone policy has a more significant impact on non-key regions and central and western regions than key regions and the eastern regions. This paper concludes that it issupposed to improve the top-level design of public culturalservice supply, follow the principle of “co-construction and sharing, universal access, and balanced development”, strengthen cultural empowerment, and guide the construction of public cultural service systemto help the implementation ofinnovation-driven developmentstrategy.

　　Keywords:A Powerful Country in Terms of Culture; Construction of Public Cultural Service System; Regional Innovation; Innovation Environm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