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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楊朝明《光明日報》（2018年12月04日06版）

　　【“四個講清楚”】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孔子創立的儒家學說以及在此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儒家思想，對中華文明產生了深刻影響，是中國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研究孔子、研究儒學，是認識中國人的民族特性、認識當今中國人精神世界歷史來由的一個重要途徑。”儒學有其形成的廣闊背景，有典型的博大體系，有漫長的發展歷史。中華文化就像一棵生生不息的文明之樹，這棵樹枝繁葉茂、生命堅韌，在不同時期結出了不同的文明花果。把握儒家思想之大體，有利于我們更好地傳承與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

　　1.“天下為公”與中國文化理想和精神追求

　　2500年前，孔子創立了儒學，孔子思想的突出特點在于對以前數千年文化的繼承總結、凝練提升。孔子“祖述堯舜，憲章文武”“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他“好學”而“博學”。孔子尊重歷史，尊重前人的文化創造，站在當時歷史的制高點上濟古維來。梁漱溟說：“孔子以前的中國文化差不多都收在孔子手里；孔子以后的中國文化又差不多都從孔子那里出來。”

　　與其他許多民族一樣，中華民族追求社會和諧、人心和順，始終有對美好幸福生活的向往。上古三代禮制損益因革，西周初年周公制禮作樂，確立了社會的基本規則。孔子向往“郁郁乎文哉”的“周公之治”，形成了“大道之行，天下為公”的社會理想。在他心中的“大同”世界里，人們選賢舉能，講信修睦；老安少懷，有愛有敬；盜竊亂賊不作，奸謀閉而不興。

　　孔子“天下為公”觀念指人的公德意識和公共意識，強調人的社會性存在。只要人們發生社會聯系，這個追求就不會改變，也不應改變。儒學注重人性和人的價值，考慮人與人、家與家、國與國之間的關系，致力于處理人心和道心、人情和人義、天理與人欲的關系。

　　孔子“天下為公”的社會理想，一直是中國人的追求，今天依然是中華民族的夢想。有夢想就能創造、敢奮斗、善團結，就不畏山高路長。“天下為公”是人生的方向、社會的方向，是人類的大道、世界的大道，也是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的理論來源。

　　2.“為政以德”與社會規矩意識和管理規則

　　人組成社會，就要有社會管理。在孔子心目中，治國就像駕車，駕馭車馬要“以道服乘”，治國理政更是如此。孔子說：“雖有博地眾民，不以其道治之，不可以致霸王。”這里，“霸”指的是強大，“王”意味著偉大。越是地域廣闊、人口眾多，越需要共同信念與信仰。《周禮》六官中，“冢宰之官以成道”，“司徒之官以成德”，那時的人就特別看重董正治官，樹立正氣，化民成俗。正確價值觀的建立，為政者十分關鍵。周代就強調敬德保民，孔子更主張為政以德。

　　儒家特別注重社會管理，尤其注重管理者的素質。在孔子那里，“為政以德”就是“以正為政”，他的方法簡單明了，就是用為政者的正引導社會的正。孔子認為，以正為政則無不正。各級管理者都應該盡力“正其身”，發揮自身的表率作用。

　　儒學是君子之學、大人之學，就是要培養明是非、知榮辱、能擔當、敢引領、格局大的社會精英。孔子告誡為政者“子欲善而民善”，力圖使他們清楚“風行草偃”的道理。“君子”要德位相配，是德與位的統一體。因為責任大，所以要求高；既然是尊貴的人，就應是高尚的人。這是中國君子文化的精髓與要義。

　　國無德不興，人無德不立。樹立和培養道德，干部是主導，學校是主場。干部有政德，教師能傳道，學生“思無邪”，久久為功，潤物無聲，就會有良好的個人品德、家庭美德、職業道德、社會公德。孔子說“人道，政為大”，說“上者，民之表也，表正則何物不正”。人道之正在于政，孔子強調正名，也是上行下效的問題。為政在于正名，在于使人們遵守規則與規范，履行責任和義務。

　　“為政以德”就要“為國以禮”。禮具有決嫌疑、濟變、彌爭的功能。儒家禮文化博大精深，使中國成為最講禮的國度。禮“經國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許多孔廟建有“禮門”“義路”門坊一類的建筑，昭示人們要遵道而行、循理而動，要人們做人講規矩，辦事守章程。這對于國家治理和黨風廉政建設都有借鑒意義。

　　3.“推己及人”與個人價值觀念和修養方法

　　“國皆有法，而無使法必行之法”，所以孔子說：“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人的道德修養、社會倫理準則就是和諧與和平的保障。瑞士著名哲學家孔漢思在起草《走向全球倫理宣言》時，特別重視中國傳統文化中最基本的兩點：一個是人道，即孔子說的“仁”；另一個是孔子在人文規則歷史中設立的第一個黃金法則，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孔子教人修文德，立忠信，特別注重推己及人。孔子“一以貫之”的“道”，曾子說就是“忠恕”。孔子認為，現實世界由“太一”化生而來，“分而為天地”，“然后有萬物”，然后有男女、夫婦、父子、君臣、上下，然后“禮儀有所錯”。處理這些兩兩相對的關系，需要有忠恕之道，需要有“一”的思維，由修己而推己。

　　儒家注重“人道大倫”，希望推衍“愛與敬”。孔子說“愛與敬，其政之本”，人有愛有敬，才能父慈子孝、兄良弟悌、夫義婦聽、長惠幼順、君仁臣忠；“立愛自親始”“立敬自長始”，認為修養要從家庭開始，修身須從孝悌起步。儒家的“仁愛精神”“敬畏觀念”正是“愛”和“敬”的問題。三國時魏國人劉邵說《孝經》“以愛為至德”“以敬為要道”，他在《人物志》中說“人道之極，莫過愛敬”，說明他把握了儒家學說的精髓。儒學的這些特征，對于人的道德培養，尤其對于青少年的是非觀、價值觀培育有重要價值。

　　4.“執兩用中”與人生的行動綱領和思維指南

　　儒家思想特別重視中道。孔子講“執其兩端，用其中于民”，它是道德準則，也是思想方法，指以不偏不倚、無過無不及的態度為人處世。“中庸”即“中之用”，就是“用中”或“使用中道”，按東漢鄭玄的說法就是“中和之為用”。孔子講的“中”是“時中”，是根據條件變化而不斷調整的“中”。中庸的精髓在于有“經”有“權”，中庸指人在為人處世中不斷糾偏的過程。

　　人處在天地之間，就應當效法天、地之道。《逸周書》講：“天道尚左，日月西移。地道尚右，水道東流。人道尚中，耳目役心。”又說“天道曰祥，地道曰義，人道曰禮”，所以孔子強調說：“夫禮，所以制中也。”“以禮制中”的同時還“以刑教中”，儒家講德主刑輔，那么怎樣以刑輔德？儒家注重德治，但從沒有忽視“刑何以輔德”的問題，所以孔子說“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

　　在“時中”哲學里，中的標準就是合宜、合理、合禮。“時中”包含兩層意思：一是“無可無不可”，一是“無過無不及”。也就是說，一切要以是否合“義”而定。可見，“中庸”不僅是認識世界的方法和處世準則，也是中國人思維方式的核心特征。孔子晚年喜《易》，所作《易傳》尤其看重“時”與“變”，他強調時中立極，多次說“與時偕行”“與時偕極”。孔子的中道原則追求中和境界，讓人不拘泥、不保守，讓人不偏執、不極端，讓人與時俱進，不故步自封，體現了孔子思想儒學學說的高度與深度。

　　歷史總在不斷發展，在“損益”中前進。作為一種行為方式，“中庸”有很強的實踐性，儒家思想在政治與社會的各方面都包含有中庸思維，體現了“時中”的智慧。作為一種修行方式或自我教育方式，中庸強調至誠無息、擇善固執。儒家中道思想注重以人為本，以人性為主體，使個體發展與社會和諧相協調，這是社會法則，也是人道原則。中庸方法是進取的哲學，是和諧的哲學，中國儒學精神是堅定文化自信的力量源泉之一。

　　總之，儒學鋪染了中國人的生命底色，包含了我們的價值信念與民族精神，深深影響了一代又一代的中華兒女。

　　（作者：楊朝明，系山東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研究中心特約研究員，中國孔子研究院院長、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