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傳統政治文化視角下的協商民主

　　社會主義協商民主是自生的、內在的，源于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孕育，源于革命戰爭年代的實踐，源于建設、改革時期的發展。從中華傳統政治文化的視角來看社會主義協商民主，更能夠凸顯這一制度的文化淵源和民族特質。
　　
　　“和諧”思想的影響。協商民主的內在價值取向在于和諧，具體而言是指通過協商交流，解決難題，最終使得社會達到和諧的狀態，這一點與傳統政治文化中“和諧”思想有著很大的匹配度和契合度。孔子說：“禮之用，和為貴。”荀子說：“萬物各得共和以生。”孟子說：“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他們所強調的“和”，是希望調節各種利益矛盾，減少不必要的摩擦和對抗，最后達到人與萬物的和諧狀態。“和而不同”的處事立場，正是政治協商的根本原則，其價值在于能夠將各方協商主體所涉及的利益矛盾成功調解、化解、解決，是在廣泛征求、吸納各種不同意見的基礎上進一步予以理性的權衡，以期形成一種更具包容性和普遍性的政治共識。
　　
　　“民本”思想的影響。協商民主的出發點和落腳點在于維護百姓利益，具體而言是指通過協商交流，切實維護百姓利益，解決百姓遇到的難題，這一點與傳統政治文化中的“民本”思想有著重要的聯系。孟子說：“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以民為本”的原則內在地包含了“通民情、達民隱、申民意”的政治訴求，這就必然要求執政者要與社會大眾進行一定程度的協商活動，讓百姓親自表達心聲、參與交流、科學決策，這也是協商民主的道義支撐和實踐動力。
　　
　　“天下為公”理想的影響。協商民主的原則之一在于能夠以自由、平等、公平的精神去積極參與協商，具體而言是指不受限制、不分等級、不受脅迫地參與協商、討論、交流、審議、論辯，制定協商公約，最大公約數地凝聚共識，最大限度地維護協商各方主體的利益，這一點與傳統政治文化中的“天下為公”思想有著重要的關聯。《禮記》中說：“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這句話道出了在紛亂的社會中，儒家希望建立自由、平等、公平的大同社會這一政治目標。協商民主在運作過程中，要以整體利益，以國家和民族大義為己任，而不局限于個人利益。協商民主價值的體現，在于能夠對百姓所關心的公共事務作出科學合理的判斷和決策，這就要求參與協商的各方主體要讓渡自身利益，從公共事務大局去考慮和解決問題。
　　
　　傳統議事制度的影響。協商民主的關鍵在于制度建設，制定協商規則，完善協商程序，健全協商監督機制，這一點與傳統政治文化中議事制度的構建有著許多相似之處。早在上古時期，部落聯盟的軍事首長就重大問題要進行協商，為此建立的聯盟議事會，就是協商和決策的重要機構。《尚書·舜典》中記載，凡是舉國大事，堯、舜都要召集“四岳”或“十二有牧”“四岳群牧”開會，他們圍繞重大事項或重要問題在聯盟議事會上充分表達、交流、討論，最終達成共識。比如，當時黃河水患非常嚴重，為了治理黃河，堯決定召開聯盟議事會，當時經過聯盟議事會成員充分發表意見后，最終確定了鯀作為治水的主要負責人。協商民主價值的體現，在于形成制度性協商，確保協商能夠依照制度，有序進行。
　　
　　傳統納言渠道的影響。不同的意見都能被吸納，這是協商民主的一個鮮明特色。協商民主實施過程中，通過搭建各種議事平臺，讓百姓聲音能夠被決策者聽到，與傳統政治文化中暢通納言渠道有著許多相似之處。堯執政時，在交通要道設立謗木，專門搜集百姓的建議，今天我們所見的華表，就是由謗木演變而來；到了西周，增添了肺石，在朝門外懸掛一塊形狀如肺的石頭，有專人接見。鰥寡孤獨等弱勢群體在地方政府申訴自己的不幸沒有回應的時候，可以選擇來肺石陳訴自己的不幸，提出批評意見。在肺石從事接待的官員把百姓的意見整理后上報朝廷，朝廷再進行處理。漢朝設立的公車署，晉朝設立的登聞鼓，都是為了吸納百姓建議和意見而設立的機構，有利于確保問題的真正解決。協商民主價值的體現，就在于吸納各方建議和意見，確保問題解決、決策科學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