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社會迫切呼喚新的全球治理理念，構建新的更加公正合理的國際體系和秩序，開辟人類更加美好的發展前景。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思想既汲取了中華民族傳統文化的精髓，又繼承并創造性發展了馬克思主義。

　　時代是思想之母。理解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思想首先需要弄清楚孕育這一思想的時代背景是什么，而要回答好這個問題，又牽涉到另外兩個密切相關的問題，即為什么要提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思想以及為什么是中國首先提出了這一思想。綜合而言，全球性相互依賴加強、全球治理面臨新挑戰以及中國的大國責任擔當構成了這一時代背景的主基調。

　　全球性相互依賴促使人類命運緊密相連

　　當今時代的一個主要特征就是高度相互依賴性。這種相互依賴性突出體現在三個方面。

　　一是發展的相互依賴性。環顧世界，任何一個國家要想獲得發展，就必須融入到全球大的發展體系之中，奉行開放發展、包容增長的理念與政策，同時將本國的發展戰略與他國的發展戰略很好地對接，這樣才能實現共同的、可持續的發展目標。可以說，當今世界各國發展機遇與愿景相互關聯，沒有一個國家能夠脫離于世界而獲得發展。因而，這種發展必然是一種互動的發展、合作的發展、多贏的發展、共同的發展。

　　二是風險與挑戰的相互依存性。全球氣候變化、生態環境惡化、恐怖主義、糧食安全、核危機、難民潮等一系列問題成為世界各國與地區共同面臨的全球性挑戰，需要全人類共同應對。可以說，風險與挑戰的跨國性、聯動性特點決定了沒有哪個國家能夠獨自應對人類面臨的各種挑戰，也沒有哪個國家能夠退回到自我封閉的孤島，在風險與挑戰面前不允許有“旁觀者”“退縮者”，更不能有“轉嫁責任者”“損公肥私者”。世界各國需要以負責任的精神同舟共濟，共同面對挑戰，合力應對危機，維護和促進世界和平與發展。

　　三是議題的相互交融性。當今世界，政治、經濟、安全、社會、文化、科技等不同議題領域的邊界已經遠不如之前那樣清晰可見，并且這些議題的相互交融性與交換性明顯增強，從而極易引發“共振效應”。客觀來說，這種議題領域的交互性特征使得國家間關系變得更為復雜，從而要求各國必須以一種整體的、系統的視角與方法來加以應對與處理。總之，人類生活在同一個地球村，各國日益相互依存、命運與共，越來越成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運共同體。

　　全球治理體系需要變革與發展

　　當前全球治理體系主要基于二戰后在西方國家主導下建立起來的一系列國際機制、規范、原則與模式。然而，隨著時代的變遷，國際權力配置的變化以及全球性挑戰的日益嚴峻，現有國際機制暴露出重大缺陷。聯合國發布的《2010年世界經濟與社會概覽：重探全球發展之路》報告中坦承，“2008—2009年全球經濟危機暴露了金融市場運作的體制性失效以及經濟決策核心的嚴重缺陷，而且，經濟危機和金融危機是緊隨其他幾場危機爆發的”，糧食、能源、氣候變化等“多重危機接踵而至，暴露了我們的全球治理機制在這些挑戰面前，存在的嚴重弱點”。

　　當前全球治理體系面臨諸多挑戰，主要有兩大表現。

　　一方面，現有全球治理體系無法反映國際政治經濟發展的現實。世界多極化、經濟全球化、社會信息化、文化多樣化深入發展，新興市場國家和廣大發展中國家快速崛起，日益改變國際力量對比。僅以全球經濟治理機制為例。目前，新興市場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對全球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已經達到80%，成為名副其實的全球經濟增長驅動器與主力軍。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2018年4月發布的《世界經濟展望》預測，2018年、2019年全球經濟增長率皆為3.9%，而發達經濟體的經濟增長率分別為2.5%與2.2%，新興經濟體和發展中國家則為4.9%與5.1%。然而，在全球經濟治理體系的架構中，新興市場國家與發展中國家的代表性與發言權與它們對世界經濟增長所作出的貢獻率明顯不相匹配。以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投票權為例。美國占有16.52%的投票權，在重大事項決議中擁有一票否決權。其他發達國家，如日本、德國、英國、法國的投票權分別為6.15%、5.32%、4.03%、4.03%。作為新興經濟體代表的中國的投票權也僅為6.09%。對于全球治理體系“包容性與代表性很不夠”的問題，這一體系的主要建構者們卻漠然置之，并以各種方式阻撓、遲滯對現有全球治理機制進行必要的、與時俱進的改革與調整，從而使得這一治理體系的滯后性、失衡性更為凸顯。

　　上述狀況又導致了第二個重要挑戰的衍生與固化，即現有全球治理體系無法有效應對當前人類面臨的共同挑戰，全球治理失靈的現象屢屢發生。當前國際格局正處于深刻變動之中，矛盾性、復雜性與不可預期性凸顯，主要體現在四個方面：一是大國戰略博弈日趨激烈。大國既是國際體系變革的主導性力量，同時對國際體系的變化也十分敏感。大國重視國際體系的塑造，并將其作為占據國際政治、經濟、文化等各領域制高點的有效途徑。從歷史上看，國際體系劇烈變動時期，主要因國際力量格局的再調整、再平衡所起，而這一過程往往伴隨著戰爭與動蕩。二是全球民粹主義抬頭，逆全球化現象出現。國家間共同利益逐漸讓位于競爭性利益，甚至排他性利益，國際關系“以鄰為壑”的現象有可能重現。2008年的金融危機所引發的后續效應仍未消除，全球貿易和投資低迷，國際大宗商品價格持續波動，世界經濟處于艱難復蘇之中。三是地緣政治因素錯綜復雜，地區熱點問題難以破解，安全困境日漸深化；恐怖主義、極端主義擴張，以及技術的進步所帶來的復合影響；傳統安全和非傳統安全風險相互交織與疊加，這些都增加了未來世界發生沖突的危險。四是國際秩序存在失范的風險。在國際體系中占據主導地位的西方國家政策內顧傾向加重，保護主義抬頭，甚至推卸、逃避國際責任，全球安全、繁榮等“公共產品”的供給有出現嚴重危機的風險。面對如此之多的問題，現有全球治理體系不僅無法從根本上作出解答，找到出路，甚至還使經濟不平等、發展失衡、氣候變化等問題進一步擴大化。有鑒于此，國際社會迫切呼喚新的全球治理理念，構建新的更加公正合理的國際體系和秩序，開辟人類更加美好的發展前景。

　　中國有意愿也有能力為世界作出更大貢獻

　　如果說上述兩個方面闡釋了為什么要提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思想的話，那么即將要闡述的這一點則說明了為什么是中國首先提出這一思想。概言之，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思想的提出離不開中國的大國責任擔當。這種責任擔當至少建立在兩個基礎之上。

　　第一是中國共產黨人的使命擔當。中國共產黨是為中國人民謀幸福的政黨，也是為人類進步事業而奮斗的政黨。中國共產黨始終把為人類作出新的更大的貢獻作為自己的使命。毛澤東曾經說過，“中國應當對于人類有較大的貢獻”。鄧小平也反復強調這一點。1983年12月1日，他在會見美國客人時表示：“中國應對人類有較大的貢獻。在古代我們做得不錯，對人類有突出的貢獻。”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十九大報告中明確：經過長期努力，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了新時代，這是我國發展新的歷史方位。同時，他進一步指出，這個新時代，“是我國日益走近世界舞臺中央、不斷為人類作出更大貢獻的時代”。可見，正是由于中國共產黨人始終秉持“對人類有較大貢獻”的理念才使得中國在發展自己的同時也將注意力聚焦到世界的發展以及人類社會的未來。

　　第二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以及馬克思主義時代化所賦予的文明的力量。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思想是對人類社會發展理念的新探索，也是對人類社會總體發展規律的宏觀認識與整體把握。因而，如果沒有深厚的文化積淀，沒有充分的理論準備，沒有科學的方法指導，這樣宏大的思想體系根本無法構建起來。從文化角度來說，中華文明蘊含著博大精深的立身處世之道，如“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的思想境界，“丈夫貴兼濟，豈獨善一身”的道德情懷，這些理念與基于人性本惡、物競天擇的西方政治哲學有著明顯不同。這種文明的滋養早已“內化于心，外化于行”，成就了中國國家行為與國際行為的自覺性。從理論準備與方法指導來說，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思想既是對馬克思主義國際觀的一種繼承，更是對馬克思恩格斯社會共同體思想的創造性運用和發展。馬克思恩格斯曾多次使用“共同體”的表述，尤其是在《德意志意識形態》《資本論》等著作中，如“自然形成的共同體”“抽象的共同體”“虛幻的共同體”“虛假的共同體”“真正的共同體”等。馬克思恩格斯主要從人的生存和發展的角度來闡釋共同體，主張“只有在共同體中，個人才能獲得全面發展其才能的手段，也就是說，只有在共同體中才可能有個人自由”。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思想既著眼于社會中每個個體的生存與發展，更自覺站在人類整體的高度來審視與考察人類社會的未來發展，突破與超越了民族國家和意識形態等因素的禁錮與制約。因此，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思想既汲取了中華民族傳統文化的精髓，又繼承并創造性發展了馬克思主義。事實上，這也最終回答了為什么只有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日益走近世界舞臺中央的21世紀的中國才能提出這一宏大戰略思想背后的深刻文化因素與理論積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