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總書記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大會上的重要講話中強調：“以史為鑒、開創未來，必須繼續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在理論層面上，習近平法治思想是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理論的集成創新，是馬克思主義法治理論中國化的最新成果；在實踐層面上，習近平法治思想是在法治軌道上推進國家治理現代化的根本遵循，是引領法治中國建設在新時代實現更大發展的思想旗幟，因而也是馬克思主義世界觀與方法論相統一的光輝典范。黨的十八大以來，面對新時代法治中國建設重大課題，習近平總書記以馬克思主義政治家、理論家的深刻洞察力和敏銳判斷力，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觀點、新論斷，回答了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沒有涉及、我們的前人未曾遇到、西方法治理論無法解決的許多重大理論和實踐問題，為馬克思主義法治理論作出了原創性貢獻。

　　馬克思主義世界觀與方法論是習近平法治思想的哲學基礎

　　李大釗同志在《我的馬克思主義觀》一文中，明確把馬克思主義稱為“世界改造原動的學說”。中國先進知識分子學習傳播馬克思主義，不是單純為探求學理，而是為了正確認識社會發展規律，為擔負起改造中國的歷史使命尋求和掌握革命的科學理論。習近平總書記指出：“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科學性和革命性源于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科學世界觀和方法論，為我們認識世界、改造世界提供了強大思想武器，為世界社會主義指明了正確前進方向。”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是馬克思主義最根本的世界觀和方法論，以中國共產黨人為代表的馬克思主義者運用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在認識和實踐中國法治問題過程中形成了具體的法治世界觀和法治方法論。

　　縱觀人類社會發展的歷史，重大理論創新總是在破解重大時代課題中產生的。新時代法治中國建設實踐對法治理論和實踐提出了一系列重大課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應當是一種什么樣的法治？黨和法治之間是什么關系？法治對于國家富強有何意義？法治在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中應當承擔什么角色？全面依法治國的系統工程應當以什么為抓手、以誰為主體、按什么路線推進？等等。

　　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從關系黨和國家前途命運、長治久安的戰略全局高度來定位法治、布局法治、厲行法治，全面加強黨對全面依法治國的領導，推動全面依法治國進入新境界，在社會主義法治建設史上譜寫出新的精彩篇章。黨中央明確提出全面依法治國，并將其納入“四個全面”戰略布局予以有力推進。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專門進行研究，審議通過《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黨的十九大以后，組建中央全面依法治國委員會，從全局和戰略高度對全面依法治國作出一系列重大決策部署，推動我國社會主義法治建設發生歷史性變革、取得歷史性成就，全面依法治國實踐取得重大進展。

　　習近平法治思想順應時代發展，深刻認識和把握治國理政基本規律、社會主義法治建設規律和人類法治文明發展規律，深刻回答了新時代為什么實行全面依法治國、怎樣實行全面依法治國等一系列重大問題，為馬克思主義法治理論的發展作出了原創性貢獻。

　　習近平法治思想蘊含的法治世界觀

　　法治世界觀是人們在自己的實踐活動和歷史發展中所形成的關于法治的根本觀點，它為人們認識法治問題提供總的概念范疇,也為評價法治問題提供總的意義框架,從而為變革法治提供總體圖景及其解釋原則。長期以來，由于受西方法治思想影響，移植而來的西方法治世界觀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中國法治話語體系的建立。西方法治理論所建構的法治模式以及所描繪的法治的某些特征，被作為認知和評判我國法治現實的依據。顯然，這種源自西方的法治世界觀嚴重脫離中國的歷史與現實。

　　建設什么樣的法治國家，怎么建設法治國家，歸根結底是由一個國家的國情決定的。鞋子合不合腳，自己穿了才知道。正確的法治道路書本上抄不來，別人送不來，只能靠自己走出來。世界上不存在定于一尊的法治模式，也不存在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法治道路。引領法治中國建設的法治世界觀，必須從中國的國情出發，決不能脫離中國的實際和現狀。中國國情既是中國法治世界觀必須面對的復雜實際，也是創新發展中國法治世界觀可資憑借的豐富資源。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以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為指導，從中國實際出發，打破西方狹隘偏見，圍繞法治問題提出了一系列新觀點，科學回答了中國法治建設的一系列根本性問題。

　　在法治道路的選擇上，針對中國法治建設“舉什么旗、走什么路”的問題，習近平法治思想旗幟鮮明地提出“全面依法治國必須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道路”的根本觀點，決不能走西方“憲政”“三權鼎立”“司法獨立”的路子，并創造性地提出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道路、法治理論、法治體系相互支撐的“三位一體”格局。

　　在黨和法治的關系上，習近平法治思想創造性地提出“黨和法治的關系是法治建設的核心問題”，指出“‘黨大還是法大’是一個政治陷阱，是一個偽命題”，旗幟鮮明地提出“黨的領導是社會主義法治最根本的保證”，第一次將黨內法規體系納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并系統性形成了堅持加強黨對依法治國的領導，不斷提高黨領導依法治國的能力和水平，堅持黨領導立法、保證執法、支持司法、帶頭守法的一系列體制機制。

　　在法治主體的歸屬上，第一次明確提出全面依法治國必須堅持人民主體地位的根本觀點，提出法治建設要為了人民、依靠人民、造福人民、保護人民，必須完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充分實現人民當家作主的主體地位。

　　在法治與國家治理問題上，提出“全面依法治國是國家治理領域的一場深刻革命”的根本觀點，提出治國理政須臾離不開法治、依法治理是最可靠最穩定的治理、在法治軌道上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等國家治理法治化思想，提出“法治興則國興，法治強則國強”的法治強國思想，提出全面依法治國是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和重要保障、堅持全面依法治國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國家制度和國家治理體系的顯著優勢。

　　習近平法治思想蘊含的法治方法論

　　法治方法論是在法治世界觀指導下，人們用什么樣的方式、方法來觀察和處理法治問題。習近平法治思想是以解決中國法治實踐問題為導向的理論系統，貢獻了豐富的用具體實踐改造現實法治的方法論，科學回答了“怎樣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這一根本問題。

　　習近平法治思想中蘊含的法治方法論表現為兩個系統：一是辯證的方法論系統，二是具體的方法論系統。馬克思主義認為，對立統一規律即矛盾規律是唯物辯證法的根本規律，它揭示了事物發展的源泉和動力，是認識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根本方法。在全面依法治國過程中，必須解決好一系列重大理論與實踐問題，尤其是一些帶有全局性的重大關系。正確處理這些矛盾關系，明確我們應當堅持的基本原則，把握法治發展的客觀規律，才能順利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建設事業。習近平法治思想堅持唯物辯證法的矛盾分析方法，正確把握并科學回答了“怎樣正確處理全面依法治國的辯證關系”問題。

　　習近平法治思想創造性地提出，必須正確處理政治和法治的辯證關系，社會主義法治必須堅持黨的領導、黨的領導必須依靠社會主義法治；創造性地提出必須正確處理改革和法治的辯證關系，在法治下推進改革、在改革中完善法治；創造性地提出必須正確處理依法治國和依規治黨的辯證關系，發揮依法治國和依規治黨的互補性作用；提出必須正確處理依法治國和以德治國的辯證關系，堅持依法治國和以德治國相結合，實現法治和德治相輔相成、相得益彰；提出統籌法治與其他事業的關系，把推進社會主義法治建設、維護人民群眾根本利益、服務黨和國家工作大局有機結合起來，把依法辦事、總結經驗、開拓創新有機統一起來；統籌推進國內法治和涉外法治，堅持頂層設計、科學布局與試點探索、先行先試相結合，堅持全面推進與重點突破相協調，堅持從實際出發與遵循法治規律、秉持中國法理相一致；在推進法治中國建設的同時，統籌發展和安全，建設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國，等等。

　　在法治目標任務問題上，習近平法治思想創造性提出了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是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總抓手，將“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確定為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總目標；在法治實施步驟問題上，創造性提出堅持依法治國、依法執政、依法行政共同推進，堅持法治國家、法治政府、法治社會一體建設；在法治過程環節問題上，創造性提出實現科學立法、嚴格執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的新時代社會主義法治“新十六字方針”；在法治基本要求問題上，創造性提出依法治國首先要堅持依憲治國，依法執政首先要堅持依憲執政；在法治建設力量問題上，創造性提出堅持培養德法兼修的法治人才、建設德才兼備的高素質法治工作隊伍；在法治關鍵角色問題上，創造性提出人民是依法治國的主體，但領導干部是依法治國的關鍵，必須抓住領導干部這個“關鍵少數”，領導干部必須帶頭尊崇法治、信仰法治，必須堅持全面從嚴治黨，把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里，等等。這一系列富有“法治工程學”意義的具體的法治方法論，使得法治中國建設不但能夠“大處著眼”，同時還能夠“小處著手”，從而高質高效地推動龐雜而又嚴密的法治系統工程向縱深發展。

　　總之，習近平法治思想堅持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世界觀和方法論，堅持人民立場，堅持實事求是思想路線，創造性地回答了建設什么樣的法治、怎樣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等重大理論和實踐問題，是新時代中國共產黨人解決一切法治問題的“望遠鏡”和“顯微鏡”，為黨領導人民認識法治世界和改造法治世界提供了銳利的思想武器，也為世界法治文明貢獻了具有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的新的法治思想智慧。習近平法治思想是扎根中國大地的具有中國特色、實踐特色和時代特色的法治理論體系，是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理論的重大創新發展，是具有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的原創性法治理論。習近平法治思想對馬克思主義法治理論的原創性貢獻，既是馬克思主義法治世界觀與法治方法論相統一的光輝典范，又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理論創新的光輝典范。

　　（作者：付子堂，系國家社科基金重點項目“中國法理學研究70年回理與評析”負責人，西南政法大學校長、教授）